走进非洲

大洋彼岸-走向非洲的中国人
来源:www.csfeco.com 作者:四川外联 2015-09-15更新  浏览24243次

                                                                 陈宏光  著
    走近非洲(代序)
非洲是人类传统故事的摇篮。
在白种人入侵这片广袤的土地之前,非洲土著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休养生息,神秘大陆上的生命演进始终依自然而进行。
非洲文化的揭世,多少与一个苏格兰人有些关系。一百多年前,苏格兰人戴维·利文斯通走进了非洲,开始了一次荒漠探秘之行。约在十五年时间里,他凭着顽强意志真正闯入了黑非洲心脏,揭开了笼罩非洲的轻纱。
利文斯通不愧是一位极伟大的旅行家。
这个苏格兰人,孤立无援,用双脚走遍北非、中非和西非。他发现了黑种人类的母亲河即赞西比河;他第一次向世界描述了维多利亚大瀑布的无比壮丽;他第一个用笔记载下黑奴市场上人类永久的耻辱;他第一回穿越坦噶尼喀湖并到达了乞力马扎罗山……利文斯通为世界留下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成为后世了解这片神秘大陆的经典。
这个苏格兰人,也十分幸运。在充满艰险的旅途中,他曾亲眼目睹了非洲雄狮撕裂斑马胸膛的惨烈,曾观望过那延绵十数公里长的野生动物大迁徙的浩荡场景,曾亲身参加了土著部落里的狩猎庆典和“割礼”,也曾病卧黑人村寨体验到另一种人类的朴实、骁勇。
利文斯通作过这样的结论:异乡文明未能冲垮非洲人牢牢坚守着的传统文化大堤。
那时,封建中国正值西方列强的炮舰围攻。
非洲对于我们,曾那样遥远那样神秘。
古往今来,中国人总想知道外面的世界。
 翻阅中国古籍,如《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天文训》等等,篇头页尾、字里行间总是隐隐绰绰地能透露出,古代的中国人对大洋彼岸也是略有了解的。
我们曾有过利文斯通么?
据传,远在盛唐时期,“三宝太监”姓郑名和者,率浩大船队下西洋时,该船队部分船只曾受季风影响到达了美洲和非洲东海岸边。
也曾听人说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性纪录,应当由中国人来写。
中国确实曾经当过一段海洋大国。
然而,我们与古代非洲的交往,至今缺少确凿的史证。
非洲是古老的。
中国是古老的。
两片古老大地,相隔于大洋彼岸。
岁月悠悠。
历史,毕竟是由人来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人民对外交往史上的新纪元。
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治论断,使新中国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迅速缩短了距离。
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在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之后,中国已经和非洲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平等互助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友好往来不断。
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在非洲成功地援建了一条长达1860公里的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可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非洲友谊的里程碑。
许多中国人曾为非洲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批中国人牺牲在非洲的热土上。
黑皮肤,黄皮肤,再不陌生。
虽然遥遥万里,只不过是大洋彼岸。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句普通的歌词,近年来常挂在不少中国人的嘴边。
改革开放,门窗洞开。
西风贯涌,五色纷呈。
想走到国门之外、想看看外面世界怎样精彩的中国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洋插队”渐成时髦;出国热潮流汹涌;国际倒爷奔赴东南西北;自费留学让人踌躇满志;“托福”考试万头攒动;涉外婚姻日趋繁荣……
到美国去!
到日本去!
到澳大利亚去!
再不济,也到东欧、到俄罗斯去。
挺让人难忘的有件事:1992年冬,近千名要自费留学去日本的中国热血青年,冒着寒风齐聚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门前,为抗议日本人迟迟不给予办理签证,众人唱起了威武雄壮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时势确能造就各种各样的英雄或英雄气概。
能写作的人也就不再寂寞。一批出国搏击了一阵的作家与非作家,暂时歇下手头的生计、生意或活计,拿起文学之笔铺陈自己的故事。
于是,未曾出国的人们,在茶余饭后便有机会品味一番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精彩。
透过众多的域外传回的故事来看,那些到海外闯世界的同胞们活得也仍然并不轻松。为了挤进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社会,他们割舍了多少乡愁离情、亲根祖脉!为了争夺生意、争条活路,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进行着尔虞我诈、同根相煎;为了得到一张绿卡,许多的男人或女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甚至抱定了当年文成公主那样的决心;为了宽慰家乡父老们亲人们的心,多少女人或男人强迫着自己编织着连自己也不大相信的荣华富贵的神话。
风萧萧兮易水寒……
不能不说,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祖国。
人们的经历都是真实的。
我相信。
然而,这远不是域外中国人故事的全部。
戴维·利文斯通关于非洲人始终牢守着传统文化大堤的认识是有广泛意义的。
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坚持乃至固爱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文明,并不意味着对进步发展,对现代化社会的拒绝;相反,只有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悠久的文明强势,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国际现代化进程,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
奴化心态被确认,将是民族的自杀。
一位几乎与利文斯通相似也曾在非洲各国生活过十多个年头的中国工程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到非洲,你一定要听听当地黑人演奏他们的鼓。”他郑重地补充,“鼓,是非洲一种代表性的文化。
此后到非洲采访时,我曾格外注意鼓。
非洲人,特别是部落中真正的土著黑人,相当尊崇鼓,轻易是不击鼓的。倘若有聚会或庆典,鼓手敲起了鼓点,无论击者还是听者都是十分的感情倾注。
非洲部落里鼓手的位置相当受尊重。
尼日利亚著名鼓手梅基·恩泽威,不仅获得过博士学位,而且担任过美国国家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
梅基·恩泽威说,鼓是尼日利亚的国鼓。
《欧洲时报》一位文艺记者曾这样生动地记述了鼓手梅基演奏时的艺术效果:
“这些鼓,在梅基敲击下发出来的声响,足以使人产生心灵的震撼。那些声响,似歌吟,似恳谈,似耳语,似发怒,似欢笑,很快又变成了情人间的倾诉……”
鼓手梅基说:“鼓点并不是马上可以达到高潮。只有潜心倾听的人,才有可能分辨出鼓声所代表的感情的细微变化。尼日利亚人能用鼓来表现我们生活中的全部喜怒哀乐。“
梅基·恩泽威视鼓如命。
西方学者也承认,梅基作为尼日利亚博士鼓手,多年来始终为捍卫本民族的文化、地位和尊严而不倦斗争着。
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鼓和鼓手,鼓同样受到尊崇。
也是那位中国工程师动情地对我讲述了他在非洲听鼓的难忘感受:
“在非洲生活的许多夜晚,每当听到黑人村寨敲响了咚咚的鼓声,我的心总会随着那鼓点声通通通地跳得更快。不知为什么,那鼓声会让我心情不平静,会使我想起黄河流水,会想起故乡的高原,会有一个又一个远在天那边的亲人、同事的脸庞在我眼前浮现……”
老工程师的眼眶中闪烁着亮亮的泪光。
这是位年龄已近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就职于多年来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中国××工程公司。从我国在非洲国家的经援工程项目干起,到现在实施国外承包工程,他前后累计在非洲工作、生活了十多个年头。作为有较多国外阅历的人,他坦率地对我说:“我也看过一些反映中国人到国外生活的作品,对文学艺术我是外行。但是,如果有人以为中国人到海外去就是靠个人奋斗,那肯定是一种误解。我和我的许多同事,还有对外承包工程行业中数以十万计的同行,始在为中国国有企业工作,在为祖国争光。我们凭什么?凭自己的技术,凭着我们国有资产的实力,凭着要在海外树立国家和中国人的良好形象这种民族良心!”
这已经远不是非洲鼓声产生的魅力了。
但是,又有着梅基·恩泽威的影子。
他,中国××工程公司的普通职工,对我也对许多写作者呼吁:
“别光盯着到发达国家闯世界的人。写写那些长年累月在非洲施工的中国人吧。或者,更广泛一点讲,反映一下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奋斗的中国人吧!”
确实很少再提亚、非、拉了。
我是说,在我们描写海外中国人生活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很少见有反映在不发达国家里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作品了。
事实是: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每年光是由中国数百家具有劳务技术输出权的对外承包工程的大公司,便承接着国外××亿美元以上的工程,便外派着数十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便创造着另外一片同样精彩的外面的世界。
这批数量可观的中国人,长期居住在海外各国,勤勤恳恳地劳动,兢兢业业地开拓,也历经艰险,也坎坷曲折,为祖国也为驻在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的生活,始终鲜为人知。
中国驻尼日利亚特命全权大使吕凤鼎先生曾对我说:“我国派遣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止是完成了工程项目,增进了两国友好,为国家赚取了外汇,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行动维护了国家和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
戴维·利文斯通在游历非洲之后,曾说过他重新发现了一个非洲。
梅基·恩泽威在西方国家教授过非洲艺术之后,曾表示他更加珍视和热爱尼日利亚的国鼓。
他们都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获得了自己的新生。
偶然机会,使我得知了两件都是发生在非洲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新鲜事。这两件事,又恰巧都是关于一家中国企业——中国××工程公司的。
一件经济上的事,一件外交上的事。
经济上的事是:
1993年初,中国××工程公司大胆地对海外工程项目管理实施改革,作为试点,在公司所属尼日利亚项目组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国有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简单讲,就是不再实行旧有的那种将已中标施工的工程交给个人承包施工,而是将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总计为×××万美元的国有固定资产,交给一个名叫田潮的年轻人经营,要自主开拓市场、自主投标竞标、自主管理施工,在两年经营期限内,除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外,必须向企业上缴可观的利润。田潮承包经营两年后,不仅大幅度超额完成了利润指标,而且使这家企业在尼日利亚的国有固定资产原值由×××万美元增加到×××多万美元,净增×××万美元,翻番有余。
这在国有企业经营中,无疑是创了奇迹。
外交上的事是:
1994年6月,尼日利亚卡其纳州马扎瑞地方政府,为纪念中国××工程公司在解决该地区干旱缺水困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决定在这家中国公司打井施工工地上为中国人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
录相显示:树碑仪式是典型的非洲狂欢节。
碑文如下:这口井是中国××工程公司打的。
上文曾提及,尼日利亚项目组(现改制为尼日利亚经理部)是实行了国有资产经营承包的,是必须努力赚钱的。在赚钱的同时,使驻在国人民为中国企业树碑纪念,这样的外交行为怎能不让人感到带了传奇色彩?
两件事,深深打动了我这曾经握笔的人。
就这样,我走近了非洲。
第一章
此情须向天
呵,宇宙里流浪着光,
每一颗恒星都是一轮太阳;
呵,大地上流浪着水,
每一条江河都是一番滋养。
——引自常江的《流浪歌》
1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
再有不多的几年,全人类将为一个新的世纪剪彩。天荒地老之间,对新一世纪的期待和担忧,相交相伴地撞击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写就在各式各样的计划和蓝图里。
世界性的冷战终于在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开头时落了幕,美国和前苏联作为主角的争霸大戏已敲响了终场锣声。据大多数权威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是这个星球现在正进入了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新时期。
早在七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便已经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设计,并昭示世界“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大潮持续十多年来势头未减,整个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5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亚太经济组织首脑会议讲坛上庄重地宣布:“尊重差别,恰当地把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合理速度。”“中国政府将从1996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给予快速、突出报道。
这一宣布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将长期奉行更加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政府赞成在自愿、平等、互利和渐进的原则下,实行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方针。
与此相关的重要新闻背景是:据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10月公布的统计表明,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位居全球第五名,仅次于日本、台湾、德国和美国。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之浩浩大潮必将势不可挡。全体中国人必须挺起胸膛,迎接这世纪末的挑战!
国际经济学界一直把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改造视为决定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最重要的步骤和因素之一。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社会资源和要素,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必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形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的保值与增值。这是方向。
 但是,由于经营和管理多方面原因所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据权威部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透露: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资产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据有关部门调查,从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为5000亿元。从最近调查情况和清产核资的结果看,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十年流失5000亿元,数字何等惊人!
事实证明,若要想实现国有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可采取诸多措施,但是这不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数量,而取决于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管理质量。特别是,经营管理现代化的水平和经营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关键是人。
在国内经营如此,在国外经营也如此。
落后并不可怕,我们绝不能保护落后。
沧海横流,在国有企业中坦荡经营、业绩出色的人,越发显得崇高可贵。
不久前,国家主席***明确指出:“现在,大政方针已定,奋斗目标明确,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优秀干部成为决定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
共和国主席的目光,关注着人的因素。
斗转星移。
日历一张张飘落。
历史的宏观与微观总是巧妙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宏大景观中,或许这不过是一幅很局部很微细的图画——
几十个远离祖国的同胞,雇佣了数百名黑种人,在非洲经营着一家资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企业的全称是中国××工程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
他们饱尝了赤道烈日的炙烤、撒哈拉沙漠的荒寂和各种非洲热病的侵袭……
他们经历着国际市场的搏斗、异域它乡的风情和各肤色人们的世态炎凉……
他们长年累月远离了故土的温暖,也远离了令人依恋的乡情、亲情、爱情……
他们义无反顾地在非洲土地上抛撒着自己的汗水、泪水、血水,甚至抛撒下最宝贵的年轻的生命……
似乎,不过如此。
不过是一组新时期中国人开拓非洲市场的小故事。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把这批中国人所经营的成果,置放在国有资产经营这个大背景上来透视,所得到的印象和结论则绝非一般:
他们在海外承包工程领域,率先实行了国有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
他们在第一轮两年承包期内,除超额完成利润指标外,将海外国有固定资产原值由×××万美元增加到×××多万美元;
就是说,两年,使国有资产翻一番有余。
须知,他们并非炒股票买彩票或做贸易。
须知,这以百万计的美元挣的是外国人的钱。
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中国人。
然而,走到他们中间,就能发现,他们的海外开拓折射着我们所处时代的民族精神,他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苦辣酸甜,几乎都是一部内涵丰富的生动故事。
2
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这是法国也是欧洲最大的航空港之一。
在由北京至西非尼日利亚的航线上,巴黎是最佳中转站,恰在直角拐点位置。中国××工程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每年都有数十人次的职工在巴黎转航,或自北京来到此南下非洲,或由非洲返回,在此东飞中国。戴高乐机场有几位会讲华语的法航小姐,对这个公司及其某些雇员已经不再是陌生的了。
1995年11月18日,凌晨五时许,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从拉各斯抵达巴黎,走进了机场转乘候机室。那男子约三十七、八岁,有着运动员似的身量,潇洒伟岸,眉宇间隐着一股豪气;那女子30岁出头,娇小秀丽又相当机敏,有着典型的东方温柔女性模样。他俩满面疲惫、步履匆匆,对晨雾中灯火阑珊的巴黎不及一顾,与相识的法航小姐也无意侃谈,只是确认一下返回北京的机票后,便在候机厅内找到可以躺卧的长椅双双休息了。
他俩是中国××工程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田潮和夫人韩磊。他们奉召紧急回国。
躺在长椅上,也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尽管他俩不再互相宽慰,但谁都看得出,沉甸甸的忧虑与不安压在心头上。
实在睡不着了,田潮翻身起来,站到候机厅大玻璃窗前凝神沉思。远方机场跑道上一架又一架大型客机呼啸而起,把他的目光和思绪一起带向茫茫的东方天际。
爸,你要挺住!田潮在心里默念着。
两天前,一份加急传真从北京中地公司总部传到了位于尼日利亚中部卡杜纳州的尼日利亚经理部,传到了田潮手中。父亲病危住院抢救的消息,好似晴天里一声惊雷,把田潮这素来刚强的五尺汉子击得手发软了。
按预定计划,无论是在国内招聘急需的水工土建技术人员,还是解决工程项目上马后急需的设备和物资,田潮都要在近期回趟国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前成行。父亲病危的消息完全在预料之外。
田潮总以为自己是无牵无挂的。
就在前不久,以公司领导和主管上级领导派员参加的“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调研组”到达尼日利亚经理部后,在认真检查了田潮经营承包期内的工作并给予高度肯定评价的座谈会上,田潮还激动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田潮上不需要供养父母(我老爸工资够用),下不需要抚养子女(我和韩磊至今没要孩子),钱挣多挣少对我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企业信任我,国家信任我,把这几百万美元交给我和同事们经营,我就必须尽全力始终保持对海外市场有清醒的认识,就要敢于提出自己的下一步经营目标,就要有能力带领全体职工达到和超过这个目标。”
看来,人生在世,谁能无牵无挂?
想着生死难卜的父亲,田潮禁不住万般思绪油然涌上心头……
在田潮心目中,父亲是永远值得敬重的。
这种敬重,对田潮这个已属十分成熟的男人来说,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父子亲情,而是男子汉对男子汉的那种敬重了。
田潮的父亲田起,现年70岁,是位德望重的离休老干部。有过辉煌,也有过坎坷。
田起1925年出生于湖北汉阳县奓山乡,真正的农家子弟,放牛娃出身。1943年,他不满18岁时投奔了新四军五师,从此决心把一辈子交给了让天下穷苦人得解放的伟大事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田起经历过多次枪林弹雨,曾几次出生入死。在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中,他所在部队伤亡巨大,一批熟悉的战友长眠在中原大地,也有人投降变节了。他冒着必死的决心,与少数同志化妆突围,竟然成功。他没有动摇,转辗到了山东根据地,加入了由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继续战斗。
田潮终生难忘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谈话。那是在高压和恐怖中,揭露田起是“走资派”、“大叛徒”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已多次被批判之后的一个夜晚。父亲把子女统统召集到身边,郑重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和中原突围战役的经过。最后,父亲面色肃穆、眼含热泪对孩子们说:“我一辈子忠于党,不是叛徒!记住,我不是叛徒!”
田潮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落泪,那印象是刻骨铭心的。
田起是经过战争考验和建设高潮锻炼而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战争年代,他曾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解放后又到中央党校学习。五十年代,他担任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时,年纪不过才30多岁。他善于研究,头脑清楚,思路敏捷,多年来曾在一些专业刊物发表过不少见解独到的文章;他办事讲求效率,敢作敢为,胆大心细,自1982年担任××部办公厅主任职务直至离休,其间正是部办公厅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为人正派,严于律己,教育子女也相当严格;他事业心强,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不断向新领域开拓。父亲身上所具有的这些品格,都在田潮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田潮大学毕业时,父亲送他三句话:“对同志政治上要爱护,工作要上帮助,生活上要关心”,始终是田潮的处世格言。
田潮说过:“我敬重父亲的人格,敬重父亲那种不诲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
1995年11月19日,田潮夫妇用36个小时完成了尼日利亚卡杜纳至北京一万多公里航程,从首都机场直奔父亲所住的人民医院。
田起患脑血栓突发症仍未脱离危险期。
病榻前,田潮握住父亲虚弱的手,望着父亲骤然显得苍老的面庞,哽噎了一下,才轻声说出话来:“爸,我回来了。”
蓦地,田潮觉得心里堵得慌。
自打远赴尼日利亚承担起项目组和海外经理部的担子后,几年来把全部心血扑在了经营管理和开拓市场上。这几年,随着西方各国公司在非洲市场渗入力度加大,承包工程的竞争已近白热化。尼日利亚连续发生政治动乱、政局不稳的势态,使治安情况恶化、物价飞涨、汇比波动,经营难度大为增加。又要在工程市场上竞标夺标,又要在地方官员、业主和监理公司圈子里周旋,还要处理施工中总是接踵而来的各项技术事故,更要命的是必须认真对待类似土匪抢劫、军警勒索、黑人雇员罢工和非洲地方病蔓延等等数不清的突发事件……田潮深知自身责任重大,但又经常是心力交瘁,累得只盼能踏实地睡上一宿好觉。在那无穷尽的繁忙的事务中,他总是迫使自己精力充沛地去决断,总是自持“上不养老,下无养小”的态度洒脱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工作。
此刻,他内疚,深感强烈的内疚。
对父亲,对恩重如山的70岁的父亲,自己又曾为老人家做了点什么呢?
假如田潮全盘接受了父亲从小给予的正统教育,他可能不会成为一位海外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而走上另一条更平坦些的人生道路。
田潮家兄弟姐妹的名子,或多或少都带一点政治色彩,留着父亲的政治寄托。
大姐田果,是土改分胜利果实那年出生;
二姐田京,是父亲由川调京工作时出生;
田潮,出生于1956年7月1日,是共产党的生日,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高潮时,故名潮;
妹妹田跃,出生在大跃进的年代;
弟弟田文,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里。
无疑,父亲为孩子们的命名,深含了对中国历史各个特定时期的纪念。
田潮,田潮,似乎这个潮字,使他命里注定似地从幼小开始便赶上了各种各样的高潮。有反右高潮、大跃进高潮、大炼钢铁高潮、三面红旗高潮、学雷锋高潮、文化大革命高潮,直到他真正扑入潮头的改革开放大潮。
一个潮字,也概括了田潮不平坦的人生。
田潮没受到完全正规的中学教育。1969年,他考入了北京铁二中,开始读初中。铁二中又名七一中学,在北京中学里是响当当的重点学校。毛泽东同志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系列重要批示,就是亲笔批示在这所中学的一份报告上的。田潮入校后,学校发展第一批红卫兵时,却没有品学兼优的他,老师通知他“你父亲的叛徒问题还没搞清楚”,这似乎是田潮人生路上第一次接受的带有残酷性质的打击。
中学没读几个月,1970年1月,田潮一家便随父亲被下放到湖北襄樊。14岁的他被编进了国家计委五七干校第四连学生排,成了一名小小的“五七战士”。
学生排前后在编有70多个娃娃,都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子女,年龄参差不齐。他们也参加政治运动,也劳动,但主要时间是读书。
值得庆幸的是,田潮在襄樊遇见了一批学识、人品出众的老师们。其中有曾任过新四军后勤部部长的李仁俊,有后来担任了朱镕基副总理秘书的高树栋,还有学识广博早年间毕业于扬州中学的朱悦书等,他们给了这批娃娃们许多在那种年代里十分难得的精神与文化营养。
特别是朱悦书先生,除认真讲授课程外,还大量地宣讲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民族英雄的事迹,反复强调保有一颗爱国之心的重要,教育孩子们要相信真理,要作正直的人。他给予田潮的激励,使田潮至今不忘。
襄樊两年,田潮读的是一部社会学。
1973年初,北京恢复了高中入学考试。在众多家长强烈要求下,在襄樊的国家计委干部子女在当地参加了北京的高中入学考试,考试成绩前三名的学生被七一中学录取。田潮名列第三,离开父母独自返回北京读书。
1974年底,在校高中生田潮报名参军。那时,他已整18岁,黄金般灿烂的年龄。他再次告别七一中学,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序列,成为某部工程团的士兵。部队就驻扎在北京东郊,参加首都机场新跑道的施工。
田潮确实曾想在军队里干一辈子,想最终成为一名功勋赫赫的将军。读高中时,他就看了不少军事理论著作,像当时能找到的朱可夫的大厚本《回忆与思考》、克劳塞维斯的两卷本《战争论》都通读过。参军后,由于有着少年时代父亲家传的底子,更是拚命研读哲学和军事理论,努力搞清楚战争所包含的诸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还作了不少笔记。连队里学马列、讲哲学,请田潮上台作报告,被战士们称为“小指导员”。他身体素质好,喜欢田径和球类运动,部队施工时干起活来也舍得吃苦。他担任测绘员近两年,首都机场新跑道每一寸都亲手测过,趴在地上量过。以至多年后的现在,凡他在首都机场乘飞机起降时,都喜欢对同行的朋友说:瞧,这跑道,我们修的。
1977年秋,田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好象命运也给正作着将军梦的小伙子带来了一线希望——1977年底,因为田潮出色的蓝球技能,他被所在部队保送进入了解放军体育学院速成系,接受为期半年的强化培训。
解放军体院速成系,历来培养的并不是专业体工队员,而是军队各级作战参谋。田潮所在的班里,列兵非常少,基本由营、连、排干部组成,甚至还有几位团级军官。课程安排得很紧,有田径、球类、体能、格斗,也有军事理论课。
和一批军队少壮派军官们朝夕相处,使田潮受益匪浅,也对部队生活多了新一层认识。
那几个月,正规的强化训练,使这个小伙子如鱼得水,身体练得倍棒,打篮球跑篮时跳起来就能抓住篮筐。体能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他今后可能遇到的艰苦打下了底子。
许多预兆显示,田潮正朝着军官之路走。他坚定着自己的一个信念:无论干什么,都要当最好的、最棒的。
然而,生活给予人的打击总是骤然间的。
1978年春节,原七一中学田潮所在年级的高中同学大聚会,聚会地点在长安街西口的鸿宾楼饭庄。约60多个同学,全部到席。
虽然经过了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但是一代人勃发的青春并未泯灭。姑娘们个个容貌出众,小伙子人人风流倜傥。当年风雨同舟的故事如今变成为酒席上的谈笑,以前批判过的学识和学府现在皆是年轻人追寻的目标了。
按聚会中同学们交流的情况统计,在60多个同学里,已有将近50人考取了大学;其中与田潮同班的七四级高中同学,几乎全部在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考试中被大学录取了。
所谓几乎全部,是因为田潮未能参考。
他被同学们戏称为“光荣的大兵”。
聚会所得到的信息,给田潮一直平静的心情造成了强烈刺激,也给他始终艰苦奋斗着、继续进行着的将军梦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时候他才猛然醒悟,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一直都在心底里涌动着。从父亲说“我不是叛徒”开始,从朱先生在襄樊讲岳飞和文天祥开始,从穿着绿军装趴在首都机场跑道上开始,从一跃而起伸手触摸到篮筐的那一刹那开始……只是,被轻轻淡忘了。
看着同学们的雀跃,田潮恍若隔世。
1979年夏,田潮考取了武汉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
由部队退伍再考大学的故事是曲折的。
以至,当田潮退伍后,他原所在部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曾把“田潮是一个好兵还是一个坏兵”作为一个专题,交给部队的政治工作者们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当时也未能形成统一的见解。
田潮始终感谢他那个连队的指导员,指导员毫不动摇地支持他退伍,鼓励他努力报考大学。
总之,在1979年初秋,这个有着二年党龄已经23岁的年轻人走进了大学校园。
田潮说,大学四年,对于我十分漫长,总觉得应当做点什么,又没能做出什么。
这是一句很难解的大学生活印象。
其实,田潮曾是一名出色的大学生。未入校时,便被内定为班长。他所在的探工系71791班,同学们齐心而活跃,文艺汇演全校第一,篮球在全系打擂台未遇敌手,从入学到毕业保持好学风,全班没有一个同学留级。田潮本人则连续担任过探工系学生会主席和院学生会副主席,并是七九级党支部书记。无疑,他曾经是校园里的风云人们。
然而,田潮没感到过太得意。
十多年后,再回顾大学生活时,田潮仍然认为:大学教育只解决了学习能力培养,使学生明白了怎样读书;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基本要靠大学以后再提高。
这见解难免偏颇些,却真实透出田潮性格好胜、不安份和永不知满足的侧面。脱下军装时,他曾立志报考企业管理专业,他觉得走企业家的路才符合自己的性格。但是,所有大学企业管理专业都限招21岁以下毕业生,这使他未能如愿。
早在田潮20岁时,曾受到部队营管科的器重,让他主持过河南一处部队营房的建筑施工。他把建筑方法尤其是混凝土浇铸摸了个门清,施工过程管理得井井有条,营房按期完工并受到上级嘉奖。那次小试牛刀,使田潮品尝到亲手管理工程而且实施出完美成品的乐趣,那真是隐含在将军梦里面的一个小兵对企业家形象的憧憬。
田潮是AB血型,有冲动的一面,也有理智的长处,对目标的追求是不屈不挠的。他崇尚劳动,不畏艰苦,最瞧不起偷奸耍滑的角色。他说,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识别人品。在艰苦的劳动中,不用太长时间,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
1983年6月,田潮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与探工专业其它毕业生略有不同的是,他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施工设备的现代化管理。
刚毕业,田潮被分配在××部机关,经过到山东基层一年的实践锻炼,他回北京部机关后定在部政治部调研室。当时的部政治部领导对他们这批素质较高的年轻人是相当重视的,加强传帮带,创造条件,放手让他们独立工作,期望这批青年干部尽早成熟起来。
田潮性格中不安份的一面再次表现出来。无论条件怎样好,他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机关也不适合自己发展。
1986年11月,田潮正式调出部机关,来到了部所属最大涉外企业——中国××工程公司。这家 “国”字号公司,注册资金一亿五仟万人民币,承担着国家经援项目和对外承包工程,具有进出口贸易权和劳务、技术输出权,有着在世界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施工的辉煌历史,也聚集着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和数量不少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对这次选择,田潮没有过丝毫动摇。
1987年5月,他被中地公司任命为尼日利亚拉各斯水系统公司经理,首次飞赴非洲。他的长长的非洲经历才从此开始…
命里注定,田潮有许多青春岁月要留给非洲。
就是在1995年12月,在白天忙于业务洽谈、晚上到病床前护理父亲这段最紧的日子里,每天他也几乎都能读到来自尼日利亚、来自马里、来自南非的信息。哪个项目揭标在即,哪口钻井发生井喷,哪家公司合作有望,哪批设备装船待运……他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依然每个夜晚都不能安睡。见到他的人经常会好意地说:“田潮,你脸色可不好,去看医生吧。”
1996年元旦过后,田潮告别了刚刚脱离了危险期的老父亲,再返尼日利亚。
非洲又在召唤他了。
这是带着沉重使命感的召唤。
在家与国之间,他必须服从这个召唤。

李朋三进尼日利亚,在尼累计工作时间已将近四年,可以算个“尼日利亚通”了。
事隔四、五年了,可李朋依旧忘不了他第一次来到尼日利亚时所遇到的意外情景:
“我是1991年9月14日到达尼日利亚卡杜纳州项目组基地的。怎么我也没想到,第二天就赶上了项目组黑人雇员集体大罢工……
“早晨起床后,便感到气氛不对。黑人职员和工人们乱哄哄的,又吵又嚷,人人都显得挺激动。他们封了基地的大门,一群人挡在那里,不准任何人和车辆出去。项目组一位中职工要去照相,也被黑工人打了。冲突的气氛很浓,使人觉得仿佛一触即发。
“作为英语翻译,我受当时项目组领导的委派,出面与黑工人代表和卡杜纳州工会的代表谈判。开始,火药味很浓,罢工工人提出了一系列工资和待遇新要求,说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州工会代表也很强硬,总是强调一句十分敏感的话,说不准搞种族歧视。初次谈判,不欢而散。我感到气氛越发紧张。可以说,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什么是罢工、什么叫劳资纠纷。
“按当时项目组领导指示,我们采取私下先与州工会代表交涉,摸清州工会的态度和工人罢工要求中的合法程度,并以合适方式谋求州工会给予协作。这一步走通了,才算找到了妥善解决这场罢工的契结。
“在州工会出面调停下,我们依照尼日利亚有关新规定,针对当地物价上小组长的情况,地雇员增加了几项补贴,这场罢工风潮才算平息下来。”
回忆往事,李朋是要强调这样一种切身体会:无论技术人员还是管理人员,在国内我们都久已习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营管理方式,有些思维定势是根深蒂固的。而国有企业到海外经营。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最重要的崭新课题是——怎样当好资本家?
李朋现任尼日利亚经理部副经理。
都不能离开这样一种社会性的背景:驻在国文化传统与中国迥然不同,人文种族差异明显存在,当地法律、警察完全是保护本国公民合法权益的,用强迫性手段管理企业行不通自不待说,用国内那一套办法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科学地有效地管理好海外国有企业,这是一门学问,是每一位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家必须掌握并使用的学问。
像经理部的同事们一样,李朋在尼日利亚也经历过诸如工人罢工、政治动乱、土匪抢动、沙漠风暴、热病干拢等等许多曲折,但是他也和经理部的同事们一样对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充满着感情。
李朋说:“尼日利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非洲大国。大国地位决定了她发展中的相对稳定性。我们无法预言尼日利亚军政府与民选政府何时怎样更迭,但有充分理由相信尼日利亚经济是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尤其重要的是,尼日利亚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都和中国友好的,我们CGC尼日利亚经理部也是为两国长期友好作出过应有贡献的。”
李朋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野外地质队那种漂泊无定的艰苦环境里度过的。
与田潮年龄相似的李朋,出生于1957年4月。童年生活留给李朋印象最深刻的事,莫过于经常要帮着父母用“贴旧报纸”的办法来装修他家的住房了。那些年,总是搬家,没住过好房子,不是干打垒土房就是油毛毡棚棚。为了让房子像个家,父母领着孩子们往墙上贴旧报纸,既挡风又挡灰,还显得漂亮些。有时,住上一间用石块垒起的房,装修可难了,要先贴墙树起一块块竹席子,然后才能贴报纸。无论如何是家,家得有家的样子嘛。
也与田潮的家庭相似,李朋的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父亲李在超原籍山西永济,参军后也曾南征北战,后随部队南下解放大西南,解放后留在西康雅安党校作教。母亲罗仕每是四川省地质局,李在超长期的队长或党委书记。李朋也就随父母从小过起了浪迹天涯的勘探生活。
父亲家教很严。有一次,不懂事的李朋在地质队修配车间门口捡了根废锯条,当废铜烂铁找串乡的小贩换了两个桃子吃。父亲知道后,抡起皮带给了李朋一顿好揍,并告诉他公家的便家一分钱也不许占,让他永远记住。这是李朋童年记忆里唯一的一次挨打。
1947年,李高中毕业,被分配在阿坝自治洲如尔盖草原藏区插队。去那里插队的20个知青里只有两个共青团员,李朋这个团员被任命为知青点的头儿。那时太年轻,年轻得还不到成年人年龄;那时太虔诚,虔诚得相信共产主义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成功;那时又太血气方刚,领着这批知青拿青春无么地奉献给神圣的革命。李朋对知青们管理很严,数九寒天要像藏民一样出工,学大寨改土造田。他坚持每周一三五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坚决地制止任何偷鸡摸狗的倾向,使知青们老老实实地向贫下中牧看齐。就这么干,他担任了大队管委会委员、团总支副书记。
1975年冬天,风雪呼啸在如尔盖草原,李朋带着几个男知青和藏民一起到草原深处去挖肥。刺骨的寒风夹着冰渣扫在人脸上生疼,在那样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就夜宿在一所四面透风的放牧棚里,而且没带铺盖。李朋真担心了,让几个知青回队去,自已坚持和藏民一起干。第一夜,冻得浑身失去了知觉,每个骨头都是僵便的,完全是死到临头的滋味。李朋咬牙呆了好几天。直到大队书记来现场看到他时,心疼地搂住他说:“娃娃,这是要冻死人的哟!”
1976年8月,李朋在农村加入共产党。
同年底,他被地质队招工,并于次年3月经单位推荐入成都地质学院地质力学系读书。
李朋夫人张冬梅对我说:“当年,我对爱情的认识很简单的。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白马王子。我要找的人,就是像李朋这样,为人踏实,事业上有上进心。”
说这话时是在1995年10月,在尼日利亚经理部卡杜纳基地有空调的房间里。按经理部的规定,张冬梅已经作为副经理夫人出国随队,并已到达尼日利亚几周了。
张冬梅活跃、漂亮、能歌善舞、很热情,她的外向型性格与总有些书卷气的李朋恰好形成了较强的反差。
她也出生于地质家庭,同样随父母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样的由插队知青而招工而读书,学的专业是数学物质。与李朋不同的是,张冬梅更具备一点地质队女子那股豪爽气,喜欢快人快语。
“如果李朋不来尼日利亚,”她说,“高级工师也评上了,我们全家户口也进了成都市,我们女儿也可以在成都读书了。
 张冬梅说的并不错。凡长期坚持在尼日利亚工作的人,说起家来都是个沉重的话题。
李朋自1980年大学毕业后,十余年来都在四川省××地质大队工作。1985年调入攀西大裂谷科研分队,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1989年初始任该科研分队分队长。
四川××地质大队有4000多职工,堪称世界第一大地质队。攀西大裂谷科研分队有50多名科研人员,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中国攀西大裂谷综合研究。李朋曾参与了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并有几项获得了各类科研成果奖。按他的资历、水平和成果,评高级工程师应当是够格的。另外,成都市确有愿接收他的部门或单位。
但是,自从1991年8月中国××工程公司到四川选人,并经严格考试选中李朋而派往尼日利亚后,李朋两次探亲三次重返非洲,基本脱离了原岗位工作,为此便失去了某些机遇。
“到目前为止,我并不后悔。”李朋习惯地斟酌着词句对我说:“在尼日利亚经理部这个集体里,在我们面对的广阔的非洲工程市场中,几年来我学到地许多国内所难学到的东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走出国门,我们在国际承包工程市场里的实践和所积累的知识,是一定有更广泛的用场的。
中国××工程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司。既然我们企业称呼上有中国这两个字,我们就要更努力地使企业在经营规模、实力、技术和市场占有率各个方面都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工程公司在海外的声誉,以无愧于我们集体名称中‘中国’这神圣的两个字!”
这是既简单又复杂的一种情感。
    4
索书和早闻知非洲马拉痢(即非洲疟疾)的凶恶,但他并没太在意。他相信么年轻,从小知艰识苦,再劳累也没垮过,怎么也能抗它一年半载的。一般经验,到尼日利亚的人有三个月“保险期”,三个月内不会染上马拉痢。
没料到,病魔这么快就缠住了他。
索书和被派往尼日利亚,全是快节奏的。
1994年8月初,中国××工程公司任命索书和为尼日利亚经理部(当时还称项目组)副经理;
8月23日,中途未在任何国家停留,直达尼日利亚南方拉各斯航空港;
8月25日,开车到夸拉州实地考察工地后抵达卡杜纳基地,全程800公里;
8月26日,被任命兼夸拉州200眼井钻探工程项目经理,开始紧筹备;
8月27日,率17辆工程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奔赴夸拉州打井工地;
9月1日,夸拉州工程项目正式开工;
9月20日,索书和头痛,认为是感冒;
9月21日,索书和体温达41.5℃,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
以上只能是极简单的工作日程,实际上他每天要面对的纷杂繁乱的事务和永无停顿的外事谈判,是无法用文字来记述的。
夸拉州300眼井钻探工程项目,合同额295万美元,约合2400万人民币,工期限定为八个月完成。索书产第一次来尼日利亚,作为工程总负责人,要处理好的关系就太多了。有中国职工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与当地黑人雇员之间的关、中方与业主的关系、与欧洲人主持的监理公司的关系和与当地警察局、移民局、税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关系……那一项关系得当,都可能影响工程顺利进行。更不要说,还有施工管理、目经理当机立断的问题了。
从来到尼日利亚那一天,索书和的精神状态便始终像拉紧了的弓弦一样紧绷着。
太累了!再年轻的身体也不是钢铁。
其实,索书和可以不来尼日利亚的。
来尼前,他是北京××公司总经理,那是一家由他承包经营的国有公司。主营珠宝玉石和矿产品,有产品、有销路、有效益,业务正在蒸蒸日上。公司创办起来后的每一点成果,都有索书和的心血,他舍不得开这项有一定前景的事业。
但是,当田潮经理要人,公司领导决定委派索书和到尼日利亚任副经理时,索书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非常清楚,放弃的是一个能比较安稳经营的小摊子,接受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国外任务。像中地公司大多数员工的认识一样,索书和更清楚,作为涉外公司,大量承包工程在海外,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都要向海外一线倾斜,要为国家创收更多的外汇。他义无反顾。
病势来得实在太凶猛了。
20日那天,索书和就头晕恶心,整天几乎没吃东西,觉得是重感冒。工地没来医生,他请钻机机长吴洪勇给打了针柴胡,也还顶了一点事。从21日上午开始,热度急剧上升,天眩地转,神智已经开始不清楚了。到21午二时多,索书和体温骤达41.5度,彻底瘫倒在床上,意识几近模糊……
工地上的中国同事急得掉下了眼泪。
电台紧急向卡杜纳基地呼救。
田潮闻讯,当即派专车送冯少杰大夫火速赶往夸拉,要不惜一切救治索书和。
卡杜纳到夸拉的距离是510多公里。
冯少杰大夫驱车飞奔着。
索书和仍在昏迷中……他觉得身体已不再是自己的,整个头部像要炸裂,四肢在什么位置也全然不知,只是浑身都在烈火炙烤中……32岁的生命、三十二年的往事,断断续续地画面,闪电般地映现在脑海里,又让人无法扑捉住而飞快逝去……
那是我故乡农村的父老兄弟们!
索书和1963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县伦掌乡,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至今,他的父母哥姐仍在乡间耕种着属于自己的土地。
家乡地处豫北丘陵地区,多年来日子过得很苦,直到1983年才结束了吃国家返销救济粮的日子。索书和没有过一天娇生惯养的童年,从到伦掌乡东柏涧村村小读小学开始,放学后不是像城里孩子那样忙着做作业,而是要赶紧奔到地里去帮大人干活,多挣几个工分。但是,他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忠厚老实的父母和宽宏体贴的兄嫂,还有最心疼小弟的姐姐。全家唯一能读书读出了出息的索书和,永远对那贫穷的家充满了无穷尽的依恋。
索书和忘不了大他8岁的姐姐。姐姐为了带他这个小弟弟,为了让母亲能下地多挣几个工分,毫无怨言地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到现在亲姐姐仍然是个文盲;
索书和忘不了大他13岁的哥哥和贤慧的嫂子。上中学那些年,每个星期哥哥都步行几十里到学校来看弟弟,风雨无阴地给弟弟送来馒头、杂粮和咸菜,还有全家人的嘱托;
索书和更忘不了年迈的父母二老。为了让有志气的小儿子读完学业,为了让小儿子交得起中学每月6块钱的菜钱,父亲重操起木匠的手艺,每个月准准地按时把几张沾满汗水的钞标交到索书和手中……
1982年,索书和手中毕业,准备参加高考时,父亲和哥哥都说:“安心考吧,考不上也没啥,咱家祖祖辈辈不都是种地么!”
越这么说,索书和压力越大。他咬着牙发奋复习,发誓要考取,发誓要让含辛茹苦抚养了他的父兄脸上有光。
他是背负着全家的期望走进考场的。
紧张,天热,压力大。
考到第二天,索书和竟上吐下泻,简直是坚持不下来了。平时最喜欢的课程就是物理和化学。但是连往考卷上答的是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出走考场,他脸发灰,人都虚脱了。
老师也说:“你只有明年再努力了。”
灰心丧气地回家,全家没啥怨言。第二天索书和就正式下地干活,准备当农民了。
干了一个多月的农活,早不再作上大学的梦了。突然,有天早晨,正在村办砖厂里脱坯的索书和听见村头大喇叭广播:“索书和,索书和,快来拿录取信,你考中了,马上到县一中去填志愿!”
他愣了。范进中举大抵不过如此。
那年,河南高考录取分数线是395分,他考的是396分。
全家人都欢喜,都说,老天爷有眼。
索书和很明白,没考好。但他决意要上大学,为了父老乡亲,为了家乡的黄土地。在一次投档、优先录取的“农业、石油、地质”等院校中,他第一志愿填报了西安地质学院。
那时除了见过村里打井,索书和对地质为何物尚且一无所知。
他被西安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探矿系录取。
那时,他也还不知道,中国有许多杰出的青年科技人才,当年都和他一样,是穷乡僻壤出身寒苦的农家孩子。
1994年8月21日下午四时许,冯少杰大夫驱车赶到了夸拉州工地。由卡杜纳基地至夸拉州距离510多公里,冯大夫只用四个多小时。
索书和仍在高烧昏迷中。
经过初步诊治,对非洲地方病已有着丰富经验的冯少杰作出了确诊:“这是典型的马拉痢——非洲恶性疟疾。”
冯大夫的到来,安定了中国同事们万分焦虑的心。大家相信,索书和有救了。
针对索书和的急发症状,冯少杰为他配药服下后,又加打了抗疟针。索书和的急发症状,冯少杰为他配药服下后,又加打了抗疟针。索书和神智渐渐清醒,但体温仍退不下来。冯大夫采用“体外降温法”,把冰块放在索书和额头上,再让他握住两块冰,并用酒精反复擦拭他的全身。这样反复了两次后,又打了一针,索书和的体温才渐渐降低下来。
接着,是呕吐,吐得昏天黑地。
冯大夫说:“不怕,有缓解了。”让索书和躺回床上,替他作了静脉葡萄糖液注射。
直到22日下午,两天来水米未沾的索书和开孡喝了一口面片汤,紧张才算解除。虽然脑袋仍是昏沉沉的,怕冷怕热,四肢乏力,但是索书和感到宽慰多了。就像十二年前参加决定命运的高考一样,他最大的宽慰是踏进非洲第一次考试,闯过来了,及格了。
只有冯大夫最清楚这种病的厉害,他细心地收拾了一下环境,把该服的药准备好,又关照索书和一定要静静地卧床休息几天,否则体力是难以恢复的。
情况发展却仍未容索书和喘息。
22日晚,突接监理公司的函,称我方在钻井工艺中使用的砾料有质量问题。
索书和看了函件,浑身一激灵,发病的感觉全没了:“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我们务必在明天就向监理公司作答复。”当晚,他挣扎着主持了业务会。
冯大夫拦也拦不住他护理的病人了。
第二天,索书和变得精神抖擞,约上项目总工程师唐兰远,一起坐车到监理公司去和欧洲人监理谈判砾料问题了。
从23日起,索书和经理正常上班。
这变化,让紧急赶来抢救的冯少杰大夫看得目瞪口呆。他说,在他救治的患非洲恶性疟疾的病人中,索书和痊愈之快是惊人的。
索书和说:“没办法。我哪有躺在床上养病的时间啊?”
此中的情感,真是让人说不清。
    5
1994年4月16日,一个普通的日子。
然而,这个日子,对于毕德启、马厚芝这对中年夫妇是意义重大的。二十年前的4月16日,他们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那特殊的环境里奠定下爱的纽带,这个日子是他们夫妇永不忘怀的定婚纪念日。
中年人的爱情,依然是浪漫多彩的。
熟悉这对夫妇的美国朋友弗兰克·米乐,为了表达对毕德启夫妇忠贞不渝爱情的钦佩,特意在北京丽都饭店设宴,与他们共同纪念人生不平凡的一天。
米乐先生虽年近花甲,却保持着健壮的体格,满头银发和绅士风度使他像个电影明星一样引入注目。他是美国MEC公司海外部经理,经常到中国来处理业务。在华期间,米乐先生多次聘请毕德启担任翻译,交往中互相加深了了解,结成一对跨国的忘年交。
酒宴上,米乐饶有兴味地听毕德启和马厚芝讲北大荒、讲兵团战士的生活、讲艰苦劳动中两个中国青年萌生的爱情。举杯祝福时,米乐说:“你们过去的生活就是个人的财富,因为只有艰苦的环境才能磨练出人的意志。”
乘酒兴,米乐先生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
米乐出身贫寒,读完高中以后便走向社会独立生活。他作过工人、当过店员,还干过许多低微的工作,曾渴望能挣下一笔钱作学费来完成大学课程。在25岁那年,他应征入伍进入美国海军,相当艰苦的当兵的日子里也没放弃自学。31岁那年,他退伍后才开始了大学生活,直到拿到学位。
米乐很有诗意地说:“我很羡慕毕先生,在艰苦日子里却有着甜密的爱情……”
那是1974年的事,那时候毕德启被农场推荐读南开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已确定无疑。
对于朴实而可靠的家庭,那时最大的难题是怎样省吃俭用,以便每个月能硬挤出10块人民币,供这个工人家庭的大学生。
对于即将入学的毕德启来说,那时最大的难题是今后怎样对待物自己热恋着的那个齐齐哈尔姑娘。
兵团里知青们的恋爱故事是多姿多彩的。
嫩江农场是个大场,文革期间接纳了一万多名各地知识青年。毕德启和一帮哈尔滨知青原来在13分场,而马厚芝和一批齐齐哈尔知青在6分场,两个分场相距很远,两个人也并不认识。1973年1月,因为一项修水渠的工程要中兵力,农场总部从各分场抽调一批人员,成立了由几百名男女知青组成的水利连。马厚芝被任命为水利连副指导员。
恋爱时的感情丝丝缕缕都是神圣的,恋爱中的人总是忘我的超凡脱俗的。当朦朦胧胧的初恋通过传情的眼神把一对青年男女接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变得比往日更加自信和出色。
女指导员马厚芝的眼里,炊事班长毕德启是个正经男子汉。他魁梧挺拔,身高力大,在东北零下30度的气温下,敢脱得只剩件薄薄的秋衣舍命地干活,工余摔跤也没几个敢跟他对仗。更可贵的是他人品好,弱者不期,强者不惧,敢管事,有责任心。
毕德启眼里的女指导员,正派,大方,热情而开朗,是女知青里的尖子。当然,更重要的是爱穿草绿色旧军装的指导员有着高挑而匀称的身材,长得蛮漂亮,只是特殊位置使一般追求者常望而却步罢了。
1974年4月的那上夜晚,连队放映露天电影,毕德启在小路边栏住了马厚芝,说找指导员有事情要谈,马厚芝心里便有数了。
“小马,”毕德启担率地说出了心底里的想法:“我看你总爱往炊事班跑,找到我又不谈啥工作。今天,你给我一句实话吧,你心里是不是对我有那种感情?”
马厚芝脸色绯红,用笑来掩饰内心的激动和羞涩:“呵,你胆子挺大啊!”
那是个多么温柔甜密的夜晚!
北大荒的4月,这对年轻男女在远离父母和故乡的地方,确定将终生相伴相守。他们绝不会预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毕德启能远走高飞,踏进南开大学的校门。
9月,马厚芝亲手将大学录取通知书交到了毕德启手上。她没多说什么,表情是凝重而复杂的。实际上,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毕德启上大学,将把两个人的地位彻底改变。兵团里的恋爱,只要有一方出去读大学,留下来的一方肯定被抛舍。这样的悲剧,在他俩身边就已经是够多得了。
毕德启全明白。他知道姑娘此时心里在想什么,任何虚伪的山盟海誓在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分手在即,毕德启只留下了一句普通的话语:“我一定要把你带出农场去。如果没办到,我就回农场来。”
这句话所包含的感情,足够一个姑娘享用一生。
毕德启坚守了自己的诺言。
在南开大学三年,他把全部精在学习上,几次避开了女同学多情的暗示。第一学年读完,英籍教师摩尔斯与海伦夫妇便称个东北小伙子是学懂了什么是真正的“牛津英语”;第二个学年,他的成绩已名列前茅;第三个学生年结束时,他用英语已经和汉语一样熟练,毕业论文和答辩倍受赞扬。
本来可以留校任教,他没留;北京方面也有分配指标,他也没争取;连哈尔滨的单位也没吸引住地,而他选择了当时还在陕西兰田的质部物探研究所,因为该所答应尽快解决配偶地分居的问题。
1977年9月,毕德启来到陕西兰田的单位报到;1978年1月,他和马厚芝在哈尔滨老家结了婚;1979年2月,马厚芝由黑龙江省嫩江农场调到了毕德启的任职单位。
在物探研究所工作十年的时间里,毕德启办过四个英语培训班、接待过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翻译了近百万字的学术资料,还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译作与文章,并评上了中级职称(后晋升为高级职),但是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被外派出过国。
1987年7月,中地公司来借调毕德启参加尼日利亚525工程项目,担任外事翻译。来人介绍说“拉各斯是非洲小巴黎,尼日利亚正在经济起飞,人均收入高于中国”。毕德启说,我不在乎这个,就为学英语专业没出过国,我跟你们出去实践实践。
1988年1月,毕德启踏上了尼日利亚的国土。这一下,就干了两期,中间回国探了一次亲,直到1991年3月才回归原单位。
那几年尼日利亚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又是有吸引力的。毕德启觉得在国外开拓的日子每一天都新鲜而充实,个人才干能得到充分的展示,感受是难忘的、全新的。
他对尼日利亚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美国人是很讲究实际的。
弗兰克·米乐先生在毕德启夫妇定婚二十周年那天设宴款待,事后证明并不是单纯的为这对中国夫妇进行爱情祝福。
作为美国MEC公司海外部经理,米乐早就有意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聘请一位得力的中国人作MEC代理人,以便更进一步完善该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十二条流水生产线的管理。
米乐先生相中了英语纯熟,办事精干讲效率,而且很有公关能力的毕德启。宴请之后不久,米乐便向毕德启讲明了意向:聘用毕为本公司驻华代理,在北京租饭店成立MEC驻京办事处,暂定第一年月薪800美元。
由于种种原因,毕德启没有爽快地答应,只说容我认真考虑考虑。
米乐说,没关系,毕,这个职位我将为你留着。
毕德启一直犹豫不决。
正在这一段时间里,田潮经理回国述职,找到了毕德启。田潮告诉他,尼日利亚要上几个工程项目,急等用人,希望他与夫人商量一下,能不能第三次现赴尼日利亚?
毕德启毫不迟疑地回答:“行。我去。”
好像这是他一直等候的一个答案,是婉言谢绝米乐先生的最自然的理由。
1994年9月,毕德启再次登机远赴尼日利亚,马厚芝一直送到首都机场。
这次,毕德启又作不许诺:“小马,我争取让你能到尼日利亚来看看。”
马厚芝说:“我相信。”
    6
翻译范扬在尼日利亚已呆过两期将的四年时间,1994年回国之后,他曾打定了主意就在国内干,不想再吃那非洲伙食。
范扬是北京人,在××部经研院有稳定工作,夫人又很贤慧,确实该在故乡踏踏实实求发展了。
他是1994年3月21日由尼日利亚返回北京的,正返回北京的,正赶上与单位有合作关系的意大利瑟玛公司要用人。凭借自己熟练的英语和在国外练出来的涉外交往经验,范杨顺利通过了意方首席代表麦劳尼先生的考核,迅速地于4月1日便在瑟玛公司驻华办事处上了班。
开头那一段,干得还是不错的。
意大利人温文尔雅,谈吐不乏诙谐幽默,对中国雇员也还客气,不时也讲讲中意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渊远流长之类的话。
很暖人的事是:待遇的确不错。
范扬初到时有个试用期,试用工资就给月薪800美元;后来又升了,作为销售部经理,月薪1000美元。在北京挣这个数,那可真是超过小康水平了。不赖。
呆一段,麻烦事、不如意的事也就多了。
首先,老板就是老板,意大利老板骂起人来也绝对不会像意大利歌剧那么中听。这位意大利老板,稍不如意就生气,一生气就扯开嗓子一通乱骂。真理当然总在出钱雇你的老板那一边,忍气吞声固然是办法,但是总听到洋老板喋喋不休的臭骂,太不是人受的了。
(范扬说,那种骂声,像狼叫似的。)
事实证明,国内美元不是那么好挣的。
再有,就是范扬容不得意大利人对中国厂家搞所谓“商业机密”一类手段了。
有一次,范扬陪老板与某中方企业洽谈引进一套意大利生产的设备。在谈判中,老板明白无误地讲了,有两种设备的附件是包括在这次供贷的总价款里的。但是,正式签定合同书时,这两种附件却根本不在其内。中方企业谈判代表中也有懂英语的细心人,察觉之后便向意方老板询问。老板面不改色心不跳,大言不惭地朝范扬说:“范先生,这就是你翻译的错误罗。我根本没有这样讲过嘛。”
范扬能说什么?像被人一嘴巴扇掉了颗牙齿,还得自己咽肚子里去。他只能依老板的意思,违心地向中方企业代表承认,老板没讲过那话,是范某人翻译有误。
最后,中方代表还是签了合同,但范扬却觉得实在窝心,实在不忍。
在尼日利亚时,范扬参加过不计其数的谈判,那也需要充满智慧的语言艺术,也必得有张弛相替换外交手腕,也少不了迂回反复、卖关子、打折扣,但咱里堂堂正正的中国××公司全权代表,是大大方方地参与国际竞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谈判成功也感到太亏心呢?
范扬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这次抉择了。
他血脉里流着中国人的血,他仍然生活在中国土地上,让他完全彻底地站在意大利老板那一边,他难以办到!
悠悠岁月中有一个日子,一直准确到几时几分,都凝固在范扬的记忆中。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切仍历历在目。
1968年6月28日上午10时38分。
此时此刻,首都第一列满载着知识青年的“东北专列”驶出了北京站。18岁的范扬,青春勃发,斗志澎湃,坐在这准军事化的特殊列车上。他的人生新驿站在北国边陲,名称是东北生产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一营六连。
范扬毕业于北师大一附中,也算是京都名校。像许许多多北京知青一样,兵团的日子使他们初识了生活的艰辛。伐木、放马、盖房、养鸡、播种、收割……浪漫渐渐变为平淡,岁月教会了他们许多过去不懂的东西。
到1973年,只是为了离北京近一点,范扬由东北兵团改办为山西插队,又到了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
多少往事都已经在范扬脑海里淡漠了。
然而,有两件事,他至今清晰地记得:一件事是,当年,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之战,他所在兵团有个勇敢男孩,深夜爬越江冰到达珍宝岛上,取回来一块被击毁的苏制坦克上的部件,男孩被兵团青年视为无畏的英雄。再一件事是,范扬驻地的小县城,在珍宝岛战斗中驻军共有一百多们官兵壮烈牺牲,为此县城人民专门辟地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安葬这批忠魂。至今墓碑森森、松柏萋萋。
范扬当年肯定是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
记忆证明了这一点。
在尼日利亚,范扬有段奇遇。
1993年春,他独自开车从卡杜纳前往高原州去投一项工程标。因为截标时间是限制死的,他驾车就开得快了一些,车急驶过一条公路转弯时,被路旁的黑人警察叫了停。
那个警察很年轻,像是州警校才毕业的。
范扬向警察解释,有急事,要赶时间。
年轻的警察却说,这是条单行线,你违反了交通规则,请停车等候处理。
按往日惯例,是要出钱了。于是,范杨拿出钞票朝警察手里递过去。
不料,年轻的警察不要钱,反再次指出理由:“第一,你违反交通规则;第二,你向警察行贿。你必须等待处理。”
范扬真没见过这样的尼日利亚警察。
这时,一群黑人老百姓围上来看热闹了。
范扬急了,就大声说:“警察先生,我是中国××公司的代表,我奉命到高原州为当地人民钻探水井的事来反标。我们打井找水,是为老百姓解决饮水困难。如果耽误了我的投标大事,先生,你要负责任的。”
年轻的警察还没讲话,围观的黑人老百姓中已经有人带头喊道:“让中国人走吧!”
随即,黑人们齐声呐喊:“让中国人走!让中国人走!”
年轻的警察也喊:“我是警察!”
一个黑人壮汉说:“我们是高原州的主人,在这儿我们说了算!”他转脸对范扬说,“先生,你请开车吧。
那警察仍要拦阻,竟被黑人团团围住。
 范扬驾车急驶而去。
汽车驶出好远,范扬还压抑不住心里的兴奋,用口哨吹起一首轻松的圆舞曲。
何等惬意!
这遭遇,这心境,只有在国外的中国人才能体会。
范扬断然无法在意大利公司长期继续合作下去了。尽管待遇不差,尽管拿着美金,尽管没离开北京。
当田潮的电话直打到范扬家里,用调侃的声调说出“怎么样,范杨,咱们尼日利亚经理部又准备进入一个小高潮时期了”的时候,范扬干脆地说:“咱哥们儿算一个。”
1995年10月,范扬重返尼日利亚,第三次开始了在非洲的另一种生活。
田潮扎在尼日利亚了。
李朋扎在尼日利亚了。
索书和扎在尼日利亚了。
毕德启、范扬也扎在尼日利亚了。
这样的故事很多。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从祖国天南海北来,又汇拢在尼日利亚经理部这个集体中。这里,究竟有什么魔力,使这些人甘愿离乡背井在万进而之遥的跨洲际航线上周而复返?
是因为在国外挣的钱多吗?
不错,随着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事业的蓬勃发展,也随着涉外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活力和实力的逐步增强,这些在第一线承担国外工程施工的职工们的个人收入也在逐步增加着。中地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在实行国有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在保有国家利润高幅度增收和国有资产大比例升值的同时,职工们的收入也有所增长。但是,长年累月在海外施工的甘苦只有亲身参加者才可以体会得到,那笔收入是饱含艰辛的。尼日利亚经理部的职工们几乎每一位都曾对我说过:“如果光是为挣钱,我们不会来,来了也呆不长。”
是因为国外的生活条件好吗?
的确,在尼日利亚经理部所属的各部门和各项目组,职工福利是得到了全套改善的。在卡杜纳,人基地的员工,人人住上了带空调和卫生间的宿舍;在施工地点,凡有条件的地方也都尽可能使职工生活舒适一些。经理部光是公用轿车也有几十部,出门的交通便利是国内企业没法比拟的。职工食堂有专门从国内聘来的等级厨师掌灶,伙食按国内普生活水准看是一代替不了异国社会环境的种种险恶,更代替不了远离亲情而必然产生的寂寞。正如一位老机长对我讲的:“领导把生活安排好,就是让咱少想家,把这里当成个温暖的大家庭。”
钱和待遇,毕竟是物质的,暂时的。
如仅只追求物质,人们的心将只有一片精神的荒野和沙漠。
在开放与竞争成为潮流的时代,闭关锁国早成为历史,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更多的中国人将会走出国门,动机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遍访尼日利亚经理部,探寻众多职工的心灵,人们精神追求汇集到一个极其简单的共同点上:要为中国人、为中国争光。
只有到非洲、到尼日利亚、到这些中国人中间,才能深切感受到,这感情是真实的,是神圣的!
    7
确有不少华人企业家曾到尼日利亚开拓、投资,并且逐渐发达起来的,万其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尼日利亚处于发展势头最好的时期里,许多香港、台湾的财团曾经把占领尼日利亚市场作为开拓非洲的重要战略。
据几位现今仍然坚持在尼日利亚办厂、投资的香港企业家朋友介绍,在那个时期里,尼日利亚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一度繁荣,当地币奈拉也值钱,经营得法的华人企业真是可以大把大把的赚钱。
现在仍在拉各斯州投资数百万美元经营着一家钢铁厂的香港企业家朱先生,集十余年在尼日利亚经营的经验,非常简捷地总结说:“企业拓展业务必须要与其环境相结合。在生意场上,不进则退,应当总是向前看才行。”
朱先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年轻时曾在香港董氏机构工作过十多年,取得了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他搏学多才,很有一点儒士风度。在八十年代初进入尼日利亚开展自己企业的业务以来,体现出不少个人独特的风格,企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一名私人钢铁企业的董事长,朱先生仍这样认为:“我要养家糊口,要为我夫人和孩子们的长远前途考虑,我必须总想着企业怎样往前走。”他说,“我在香港那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说起来可能有人不相信,我一次也没进过夜总会那样的场所。我觉得逛夜总会与我的事业无关,同时也没必要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多花几百块钱。”
朱先生到上海聘一位国内炼钢工程师时,那位国内工程师曾问他:“朱先生,我跟你出国干可以,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厂子倒闭了,那我怎么办呢?”
“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天。”朱先生坦率地说,“当然,如果真出现倒闭情况,我会考虑你的利益。话说,假如钢铁三经营不下去了,我唯一想法只能是再做其它行业。”
朱先生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对你从事的工作要有真正的兴趣,要有臧功的欲望,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当然,归根结底,要有优秀的个人素质和过得硬的本领。”
朱先生拥有百万资产,他是个成功者。
在尼日利亚华人中,大大小小的成功者并不在少数。
包奇州有个龙凤楼饭庄,专营中国菜,创办这家饭庄的老板姓包,是位上海人。
包老板曾是上海一街道工厂的工人,文革中因与一位部队干部的女儿恋爱,遭女方父母反对并强加政治罪名送入监狱,被判刑八年,1978年平反后释放,后因私出国,转辗多处来到了尼日利亚。刚来时,什么钱都挣,靠老婆从上海用邮包寄中国布鞋来卖,一个邮包寄20双鞋,每次能赚200奈拉。渐渐积存下小资本,从国内接出老婆,在包奇州办了中国餐馆,几经演化成为今天的龙凤楼。
包老板也小发硡了,已经移居去了美国。
谈起在尼日利亚发展的体会,这位小老板曾说:“没什么休息,没什么享受,没日没液地操劳,疲于奔命,耗尽心血,那种累法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每天晚上结帐,当我数着一堆钞标的时候,那种兴奋也是没办法表达的。数钞标就是享受了,这就激励我第二天天不亮又起来拚命地干呀!”
无论朱先生还是包老板,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营之道和成功乐趣,他们都是在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经营的中国人中的一种。但是,毫无疑问,尼日利亚经理部这批中国公民在许多方面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
许许多多尼日亚人对遥远的中国是相当缺乏了解的,以及尼日利亚经理部职工在尼日利亚交际场合中,经常会被当地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或者高丽(韩国)人。跟当地人说起中国有着十多亿人口,常会使他们大吃一惊,再说到中国放了卫星、有了原子弹,他们竟认为中国是个他们从不知道的超级大国。
在尼日利经理部供职多年的哥德尼尔,出身豪萨族某土王家族,到英国留学并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是个典型的黑人知识分子。就他的学识经历,对中国仍然所知甚少。他说:“我知道,中国是亚洲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非常令人向往。但是,中国离尼日利亚太遥远了,很难真正去了解她。”
哥德巴尔先生说:“原来,我以为尼日利亚经理部是些临时工作的人,没想到你们会长期留下来发展。尼日利亚经理部耐心培训了大批尼日利亚工人,为尼日利亚完成了许多项重要工程。现在,许多州长、部长和人民都已经知道了尼日利亚经理部,在尼日利亚有了比较广泛的良好的声誉。更多的尼日利亚人也将会通过认识尼日利亚经理部来认识和了解远的中国的。”
这是海外国有企业职工共有的荣誉。
从天津被聘到尼日利亚项目组工作的机械师张勇在回忆国外经历时说:“让我最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们参加了到中国大使馆修建国旗旗座、树旗杆的工作。”在述叙他们杯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修好旗座和旗杆,升起了五星红旗之后。他接着说:“仰望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好像仰望祖国,顿时觉得自己的感情崇高而神圣。站在国旗下,我暗暗地下决心,这次到尼日利亚来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望,一定要干出一翻成绩来,绝不能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中国驻尼大使馆的领导们也经常表示,我们使馆有责任为中国各企业服好和,希望中国在尼企业逐步强大起来。中国企业强大了,我们大使馆在尼的各项工作也就更好开展了。
身临其境,每个尼日利亚经理部职工的心中,怎能不多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田潮是在1992年8月由中地公司任命为尼日利亚项目组经理的。
公司总部选择田潮去主持尼日利亚业务是经过慎重考虑的。1987年5月至1989年8月,田潮曾出任尼日利亚拉各斯水系统公司经理。在两年多任期内,他充分了解了尼日利亚市场与投资环境,熟悉了尼日利亚国情和语言,经过有成效的经营,使原来严重亏损的水系统公司实现了“一年减亏,二年返老持平”的目标,展现了他的一次经营才干。
现在,尼日利亚市场形势严峻,公司总部对于继续在尼开拓不抱乐观态度。调田潮到任时,项目组已处于没米下锅——没有可望再拿到手的工程这样一种艰难处境中。
田潮也并不乐观。
他首先采取的步骤是理顺关系,吸引人才,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充分激发每个人身上的潜能,组织好开拓前的基础结构。
他认为,用较短时间形成一个人才济济、齐心协力、决心共同开拓的环境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调动起来自己的力量,发扬出自己的长处,企业才有可能从困境中走出来。
田潮始终认为,我们的职工是出色的、有才干的。特别是一批长期在尼日利亚工作过的老职工中,李朋、毕德启、唐兰远、张明辉、范扬、顾钦一、肖亚云、全文英等等,都具备很高的素质和较全面的技术水平,而国内还有大批的优秀后备力量。只要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合适地使用他们,为他们解决某些后顾之忧,就一定能团结一致共同开拓。
经过很短时间调查,田潮向项目组职工宣布了几项新的管理办法:
第一,随着经营效益的提高,职工的待遇要逐步增加,在利益分配机制上要向生产第一线倾斜,要奖励开拓有功者。
第二,为解决长期出国人员两地分居之苦,坚持执行合理的探亲制度。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使职工配偶随同出国生活。
第三,在各个方面改善职工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充分体现企业对出国员工的关心和爱护。
田潮说:“从行为科学角度讲,这些措施还不是激励因素,而是保证因素。但是,现在我共必须先保证做到这些,目标是企业创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我们的实力得到不断壮大时,激励的措施再进一步加强。”
在宣布之后,田潮狠抓了落实。
项目组工资和补贴的各项标准出台了,探亲制度健全后老机长、老修理工的夫人也出国来探亲了,食堂的伙食明显改善了,职工宿舍维修一新并更换了空调,一批生产、生活用的新车购进了…
这些改进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
在研究市场开拓时,田潮向职工们分析了尼日利亚市场的大趋势:
“尼日利亚政局基本是稳定的。多次军事政变都是不流血政变,没死过一个总统,说穿了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政府更迭,州长和部长们更换了,可大量的副职、官员、办事人员并没有频繁更换,与我们在业务上打交道的人员也少有改变。所以,尼日利亚政局变化不可能完全影响我们下一步的开拓。
“尼日利亚是世界十大产油国之一,油气储量和石油产量都很大,国家因为有石油收入而支付能力强,并且有潜力。这些因素可以说明,尼日利亚是个非洲经济大国,只要不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经济上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尼日利亚对整个非洲,特别是对西非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政治上,阿巴查将军是西非共同体副主席;经济上,尼日利亚对西非地区许多国家产生着辐射影响。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继续开拓尼日利亚市场,战略上正确。
“我们要树立在尼日利亚长期经营的战略思想,从现在起就应当做好迎接大发展到来的思想准备。不能光看到眼前我们没有拿到什么施工项目、经营不太景气的情况,可以断言这是暂时的。我们要抓紧时机,充分研究尼日利亚市场,市场规律和市场前景。同时,也要研究公司在尼日利亚发展的历史,吸收经验和教训,把握一切可能的机遇,争取主动出击的条件,创造出较好的新市场。
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占日利亚市场,沿贝努埃、尼日尔两条大河推进,通过被称为‘白人坟墓’的热带病高发区,他们还真是不惜一切的。那种血腥的殖民统治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并遭到了人类历史的唾弃。但是,今天我们本着中尼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精神,按平等互利的方针开拓非洲市场,怎么能害怕开拓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呢?
“我有信心,只要项目组全体同志齐心努力,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在尼日利亚经营的新的高潮!”
第二章   
不敢叹风尘
忧为民分忧而猝然发奋,
我们呵,
哪里配称作尧舜后裔、黄河子孙?
如果不能为国献宝为民献宝而茹苦含辛,
我们呵,
有何面目见九泉英烈、同世朋宾?
 ——引自常江的《帐篷村》
1
几年前,田潮读了尼克松写的《领导者》一书,曾为“大手笔”这一章掩卷称绝。尽管他与这位美国前总统政治见解不同,但是对书中所论述的世界级风云人物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绝不修修补补而抓住核心问题的大手笔,仍表示了叹服。
其实,面对纷杂世事,拖泥带水和大手笔不只是思维的分野,也是结局的不同。 1992年秋时的CGC尼日利亚项目组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当局者的清醒与冷静,更需要谋略与果断。田潮清楚,无论采取什么管理措施方面的改革,也只能有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条件,而调动这种积极性去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才是核心问题。
不错,解决核心问题是关键,只有核心问题解决的顺畅,其它附带问题才能够一并迎刃而解。
当前,项目组经营中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两项,一是摸清市场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为先导去占领市场;二是从长远发展考虑必须进一步改革经营机制。这两项可谓难分主次,并且是相辅相成的。
关于大手笔的理论,在现实中有时极难应用,因为许多东西必须先修修补补,否则项目组还没法正常运转。
局面比想象中严重。
几年来,项目组是以承包中标项目进入尼日利亚的,所以目前所有在尼的中方管理与技术人员均属于业主ADP——索科托州农业发展署打井工程项目的临时外籍雇员。按尼法律规定,中方全体人员在尼长期居住下去以及资产和设备的使用经营不具备合法条件。正因为这一点,当地移民局、警察局已经屡屡找各种借口到中方驻地百般刁难。
另外,更重要的是,随着原主要工程项目的结束,同类工程市场萎缩,眼下没有任何新的市场可以开拓。这样,大批中方人员没活可干,黑人雇员面临失业,原有设备也被迫闲置,而维持费用必须照常大笔地开支。这种局面,形同无米之炊,难以为继。
其它各方面问题和磨擦也层出不穷。
在尼的中方职工都看着这位新上任的36岁的经理,等他拿出扭转危局的办法来。
经过暂短的情况了解,田潮作出了两项对今后在尼长期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决策。
第一,加紧办理在尼日利亚正式注册的手续;第二,走出卡杜纳,对尼日利亚整个承包工程市场进行充分调查。
第一项见效是最快的。1992年11月,尼日利亚政府批准,由中国××工程公司投资的尼日利亚××有限公司正式登记注册。这一步,使公司人员在尼居住成为合法,也使公司在尼资产与设备合法化。
第二项是需要付出艰辛劳动,需要清醒头脑加科学分析的。
以田潮为组长,由最精干的年轻技术人员刘国平、李朋、范扬、丰年为主力组成的市场调研组,将对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以北的尼日利亚十五个州的广大区域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
调研组9月上旬出发,l0月底结束,整个调研过程绝不是马不停蹄、风餐露宿这样的词语可以概括的。他们逐州接触了各地的咨询公司、水公司、农业发展署;逐州拜访了州军政府官员及下设发展机构官员;仔细收集和研读各地的报纸信息栏和各种经济公报;全面记录了各州原料标价、配件生产能力和物价波动指数,这次调研也是对中方人员技术水平、经营经验、语言运用和外交能力、分析能力的全面检验。
调研是成功的,有重要发现的。
成文于1992年10月22日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首先客观地记载了中地公司最初进入尼日利亚市场的历史:
我公司1986年正式进入尼日利亚地质承包工程市场。计有1987年至1990年的以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农业发展署为业主的525眼井工程;1990年的索科托州DFRRL 150眼井工程;1991年至1992年的以卡杜纳州KADP为业主的200眼井工程;以及即将实施的后续项目80眼井工程;还有索科托卫生项目正在报批当中。
上述工程项目的完成或获得,为我公司在尼日利亚地质承包工程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当地有关业主及有关咨询公司中赢得一定的信誉。
在充分肯定公司在尼日利亚项目组的前期开拓者的贡献之后,该调研报告列举了遍走尼日利亚北部十五个州所收集的有价值信息,并鲜明地提出了公司应当进入一个业务新领域——FADAMA管井工程市场的思路。报告指出:
FADAMA管井项目极多,而且马上就要招标。管井数量也很大,约有一万多眼。尼方发展管井项目,是有一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军政府在向文官政府过渡的过程中,军政府交权前要给人民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文官政府要想执政,也需要必要的政治资本。特别是尼日利亚现由原来的二十多个州重新划分为三十个州之后,北部新州农业发展势头更猛,项目极多,潜在市场更大。这种动向,应引起我公司密切的注意。
从所获信息中看,FADAMA管井项目开发所占成功比重极大。这对我公司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调研报告在事实充分的基础上,大胆地得出了一个与悲观情绪截然相反的对尼日利亚工程市场的判断:似乎可以说,尼日利亚正迎来一个新的开发农业的高峰时期。我们认为, FADAMA项目应该上,而且要快上,否则这个领域就要失去了。
调研结论是振奋人心的。
在整理调查结果并不断向公司总部报告的同时,田潮调整着项目组的内部管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每一个职工积极性和才干为原则安排好现有中方职工的岗位。
由于原借聘的一批上海来的老技术人员大部分已到期回国,田潮决定启用一批有才华有实干精神的年轻人,让他们先独当一面在第一线去锻炼,以适应即将可能到来的尼日利亚项目组生产经营新高潮。 
1992年12月,唯一的后续项目卡杜纳州卡番恰地区80眼井工程要开工。田潮任命29岁的年轻人刘国平为总工程师兼现场经理。
刘国平是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1987年毕业的研究生,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自1991年7月到尼日利亚,已经实践一年多了,曾在前期200眼井项目中坚持在机台上做了许多具体的技术工作。但是,让他第一次带着队伍出去独立施工,仍然感到有压力。田潮鼓励他说,你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关键已不是技术,而是管理艺术了。管理的权威全靠自己来树立,要勤奋,要机敏,也需要学会忍忍再说的本事。管理岗位锻炼这一关要靠自己去闯,你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圣诞节过后,刘国平率队出发了。
在80眼井工程实施中,刘国平不仅把施工过程安排得有条不紊,而且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加大井深等技术改进措施,使施工中遇到的困难迎刃而解。
在80眼井施工即将结束时,刘国平被派往南非考察,田潮又将年轻工程师张明辉从机长岗位提升为总工程师来进行收尾施工。张明辉虽然来尼日利亚时间较短,但适应能力很强。这项工程按期顺利完成,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调研结束后,李朋也被派出去了,是带钻机到北部卡诺州去打散井。田潮交待,打散井表面意义是去挣点奈拉(尼日利亚币),用来解决卡杜纳基地维持资金的紧张;深一层意义是派出个小游击队,去尼北部地区探索一下打井市场的虚实。
李朋也未负众望。他独自一人,带着由黑人雇员操作的一台钻机,在卡诺州走城穿镇地揽活。这包括找信息、谈判、定井位、施工、成井、收费等一系列程序。不到两个月,李朋不止是带回几麻袋约三百多万奈拉,而且带回了尼北部地区打井市场需求、资金来源、收费难度等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商业情报。
在田潮安排下,卡杜纳基地环境进行了初步整治,旧有设备开始全面维修,FADAMA项目信息源源不断到来,有关制作标书的资料正在紧张准备……
职工们议论:田潮要认真干一场了。
田潮正在焦虑的事,对项目组发展更为重要,是项战略性的思考,那就是目前项目组实行的旧有管理经营体制,能不能适应可能到来的经营高潮。
这是严肃的而又耐人寻味的思考。
思考的着眼点和难度统统在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
中国地质工程公司是国有企业,从属于公司的尼日利亚项目组的资金、设备、资产应视为国有企业拥有的海外资产。对国有企业拥有的国有资产来讲,投入到市场经济中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值、增值。
过去,一直按项目承包的办法管理,有项目施工便有经济效益,有经济效益就可以使这部分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但是,海外承包工程这一块是受驻在国市场形势制约的。当没有工程项目可干,也就是一个时期难以实现效益时,这部分国有资产还讲求保值、增值吗?
在理论上,应当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营运职能只能是经济职能,要求经营管理者灵敏地根椐市场供求信息的变化,快捷而灵活地对经营性资产进行合理配置及充分运用,以求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经营性资产的最佳幅度的保值和增值。这就是经济规律之一。
那么,针对公司海外国有资产这一块,能不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明确国有资产的性质,明确经营者的职、责、权、利,根椐国有资产占有量落实对这部分资产经营的责任,建立明确的监控管理办法和经营责任制,不断提高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从而达到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呢?
在1992年,这应当是非常大胆的设想。
从1992年末到1993年初,这种思考和设想始终吸引着田潮,也困绕着田潮。
他非常清楚,要实现这样的经营承包,抵押上的是自己的名誉与前途。
可是,尼日利亚和北京遥遥万里,承包工程市场经常风云变幻,在实际竞标、投标和经营管理上有过多少坐失良机的遗憾?想到这些,是应当改变一下经营机制。不过,在没有确认市场项目时,就承担上百万美元资产的经营责任,那风险又该有多大?
倘若失败,则名誉、前途毁于一旦。
诚然,这并不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屡战屡胜本身并不现实。
然而,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历来不大容忍失败者。
1993年2月15日。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田潮在向北京公司总部正式汇报经营承包设想的同时,郑重地写了如下一封信,并立即传往北京:
公司并营业II部:
80眼井项目元月4日正式开工,到2月13日止,已完成70眼井。若业主及时提供合格的出水管,项目组在2月底、3月初即可完成所有工作。这样,田潮来尼前公司交办的四项主要工作,即一、清仓查库,清产核资;二、开展后续项目的信息追索工作;三、注册合营公司;四、完成200眼井后续项目(即80眼井项目)即将全部完成。
今后公司在尼的事业怎样发展,项目组有一个设想,并且已报回国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搞经营承包,是中地公司在尼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主要途径。
资金是企业经营的血液,中地在尼的事业要大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不行。目前,中地公司资金较紧张,但可以给政策。政策对头,CGC NIG有能力在国内外筹到她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公司在尼经营十年,项目组在尼已有五年经历,国内外经验、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总结并改进。搞经营承包本身就是总结的最好形式,新确立的原则无疑是建立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之上。
目前,尼打井市场不错,但又难保明、后二年不变化。公司在尼搞经营承包起步仍要靠打井,在未形成一个充足的较稳定的经营结构之前,打井市场的萧条,将使公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对于怎样承包,国内外在认识上的差别是主要障碍。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项目组建议:
一、项目组派人回国,详细汇报尼日利亚情况,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确定承包的细节,签订承包合同。
二、公司派组来尼,在尼现场办公,决定是否承包并签订合同。
尼项目组
田潮
1993年2月15日
传真发出之后,田潮反倒轻松多了。
在等待公司总部下一步指令时,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尼日利亚市场上来了。
现在,不再考虑什么个人的成败得失以及名誉前途了。
有充分理由相信,公司总部会作出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正确决断。
目前,项目组先要作长远打算,首要的题目是通过努力去改变某些尼方官员和咨询公司对我们旧有的印象,要通过具体行动塑造一个CGC在尼日利亚的崭新企业形象。
2
读者应当了解一下尼日利亚了。
据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提供的资料,我国在尼企业常设机构包括公司、代表处等已有 21家,一大批中国国有企业职工长驻尼日利亚。特别是中地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从拉各斯水系统公司算起在尼经营已有十年以上历史,有的职工累计在尼生活了七、八年。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他们与怎样的民族共处?
尼日利亚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她位于非洲大陆西部中端,国土面积92万多平方公里;东邻喀麦隆,西靠贝宁,北部与尼日尔接壤,南面濒临茫茫大西洋;陆地边界长4000多公里,海岸线达800多公里。
非洲大河尼日尔河在尼境内长1400公里,支流贝努埃河、索科托河、卡杜纳河、吉拉拉河等与尼日尔河交错汇合,组成一片由北向南的水道网络,灌溉着富庶的南部沿海平原,又流入大西洋几内亚湾。
尼日利亚全国高差不等,国土地势是北高南低。北部以豪萨兰高地为代表,平均海拔约900米,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中部是乔斯高原和约鲁巴高原,以及尼日尔一贝努埃河谷,海拔均不到400米;南部则是丘陵和平原。如乘飞机在尼日利亚上空由北向南飞,便可以依次看到苍苍茫茫的热带雨林、蔚为壮观的热带草原,还有椰林成片的秀丽沿海平原了。
尼日利亚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70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2.6万亿立方米,油气开采量均居非洲首位,其它矿业资源还有煤、锡、铌、钽的储量和开采量也保持在非洲前列。粮食作物以木薯、高粱、玉米、小米和小麦为主,产量颇丰。另外,还有棕榈、可可、花生、橡胶、棉花等经济作物,并盛产木材,尤其是尼日利亚红木非常名贵。
CGC尼日利亚经理部的中国员工都爱说,尼日利亚黑人是饿不死的,只要在树上摘几个野果,再采个椰子喝椰子水,有吃有喝,怎么也能对付几天。这话一点都不假。
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尼日利亚地处热带,气候十分炎热。全年无冬天,只有旱季和雨季的区别。年降水量全国各地很不均匀,西端每年不到2000毫米,向东则增加到年均4000多毫米,中部大多数地区则只有1000多毫米,而北部山地干旱区年降雨量不过几百毫米。全国年平均气温雨季为摄氏25度,旱季平均也在摄氏30度以上,沙漠边缘和干旱地区旱季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0度。1994年3月,CGC尼日利亚经理部钻机机长黄伟和机修工龚师傅在凯比州施工时,开车出发前随手将装凉开水的水壶放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下晒着,车行两三个小时后,龚师傅拿水壶对嘴就喝,嘴唇顿时被烫起了一大片燎泡。想想,水多烫?气温多高?
尼日利亚又是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
据199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已超过了一亿。无论人口数量还是国土面积,尼均堪称非洲大国。尼日利亚民族众多,大大小小的部族约计250多个,人口较多的部族也近20个,其中以三大部族为主,那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十的豪萨一富拉尼族、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约鲁巴族和占全国人口近百分之十七的伊博族。
部族多,语言也就多。主要语言有三种,按区域三划分,北部通用豪萨语,西部流行约鲁巴语,东部通行伊博语。(在中国某些语言学院中,豪萨语曾作为特殊小语种教授,但学生甚少。)英语,是尼日利亚全国官方语言。但是,尼日利亚英语并不是标准音,带浓重的当地土味儿。CGC尼日利亚经理部的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操一口带土味儿的“尼日利亚英语”讲话,连俚语土词都能说,严然一个个“土著”。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代尼日利亚社会生活中,各个部族的传统领袖埃米尔——土王,虽然已不再具有原来的政治权力,但是在部族群众中仍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平民百姓若有幸被土王接见,将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荣誉。在每一个部族聚住区域中心,土王府仍是十分神圣的地方,一般人难以接近。尼日利亚独立以来,历届政府都十分尊重土王们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极力争取众土王的支持。尼日利亚某届国家元首在决定国家大政时,隆重召集全国几十个大土王开会征询意见,这在当地绝不算什么奇闻。在CGC尼日利亚经理部全面拓宽业务面以后,施工队伍跨越各州各部落,他们也曾拜会过各方土王,并相继结下友谊,留下一段段带有非洲传奇色彩的故事。
像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尼日利亚有着古老的历史,也曾蒙受殖民统治的耻辱。
尼日利亚是著名的非洲古国。早在公元八世纪,卡奈姆一博尔努帝国便在尼日尔河流域诞生。公元十世纪,北部豪萨族也建立了一批城邦国家。但是,随着1472年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黑奴贸易与殖民统治一步步加剧。公元1861年,英军军舰攻占了拉各斯,并沿尼日尔河逐步向尼日利亚内地推进,终于使这个非洲古国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有民族的沦落史。
据拉各斯史料记载,大约在1730年,尼日利亚埃肯沙姆依登上了拉各斯王位。这位国王没有吸取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入侵的教训,反而主动把葡萄牙大奴隶贩子邀请到了拉各斯。他得到的报酬是王宫不再使用棕榈叶作屋顶,而由葡萄牙人为他换上了瓦的屋顶。这一微薄代价使强盗登堂入室,使大量的象牙、胡椒、棕榈油被运往欧洲,奴隶交易也由此而越发昌盛起来。
那时候,拉各斯在非洲海岸奴隶市场中是最有名气的。据说,被贩卖输送到巴西、古巴、特立尼达和美国的黑奴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尼日利亚的约鲁巴地区。
这是一个历史笑话,也是一个民族悲剧。
1833年,英国政府道貌岸然地宣布废除所属一切领地上的奴隶制和奴隶交易。但是,在西非尼日利亚,由英殖民者操纵的奴隶市场却获得进——步繁荣。更为无耻的是,1851年12月26日,英军统领毕科诺夫借口尼日利亚拒绝签署镇压奴隶贸易的协定,以5艘铁甲兵舰为据点,大炮轰击拉各斯,并数次派兵登陆。但在尼日利亚人的抵抗下,终未得逞。
当然,1861年英国人仍然在尼日利亚实现了殖民梦。而 1851年尼日利亚人民奋勇反击英军炮舰的斗争,不能不让人想到同一时期的中国鸦片战争,从而得到被殖民被压迫民族是命运一致的这样一个结论。
英国殖民统治尼日利亚整整一百年。
尼日利亚人民反殖民斗争持续了整整一百年。
1961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宣布独立。 
1963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成立联邦共和国。
CGC尼日利亚经理部的职工在与尼各阶层人民交往中,特别是在和尼方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中华民族与尼日利亚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遭遇。尼日利亚广大人民群众真诚与中国人民友好,他们常说:“中国人是真心来帮助我们的。”
独立以来,尼日利亚一直实行联邦制,设置三级行政机构实施国家管理,即联邦政府(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联邦政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家首脑是总统。政府主要职能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法令,指导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活动;决定政府各部部长及高级军官的任免。现任政府是阿巴查军人政府,现任总统阿巴查是经1993年军事政变执掌国家权力的。
尼日利亚现有三十个州。按法律规定州长由总统委任,州政府由各部专员组成,负责本州的经济发展、治安和行政管理。目前尼日利亚各州,均由阿巴查军人政府委派的军事长官执政。
尼日利亚地方政府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县级行政机构,直属州政府领导。其基本职能是组织实施本州所辖地区的发展计划,对地方治安、财政、机构和人事实行监督。目前,全尼日利亚共有地方政府453个。
CGC尼日利亚经理部在广泛的业务活动中要经常地和尼方各级官员办交涉,上至要拜会联邦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长,中间要与州政府和州有关部长建立联系,基层地方政府更是流动施工时必须打交道的机关。繁忙的外事活动和紧张的施工生产总是交织在一起,难怪初到的人会说:“你们简直个个是民间外交官了。”
尼日利亚历史上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
但是,从六十年代末美国壳牌石油公司在尼南部成功钻探出第一口油井开始,尼有过一段辉煌的经济大发展时期。
七十年代初以来,凭借着石油产量巨增、石油收入的美元滚滚而来,尼日利亚经济曾连续大大兴旺了几年。在政府意志下,主要城市大兴土木,当时的首都拉各斯兴建起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高楼大厦林立,奢靡之风随之盛起,经济一时畸形发展。据国际金融组织当时的统计数字,尼日利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曾达到过800美元。但是,自八十年代开始,世界油价逐步下跌,石油输出国组织连连限产,尼国内不断发生政治动乱,西方国家对尼几届军政府均不友好,诸多不利因素造成了尼日利亚经济开始了每况愈下。
据尼日利亚官方公布的数字,截止至1992年底(即田潮出任尼日利亚项目组经理的同一时期),尼所欠国家外债已达275亿美元,从而成为非洲最大的债务国。而世界银行发表统计数字也表明,1991年尼国民人均收入仅为232美元,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近年来,因受世界经济影响及国内诸多因素影响,尼日利亚国民经济仍然发展缓慢。国家财政所依赖的支柱产业——石油工业,其股份约一半被西方国家控制,原油主要系出口给美国,致使石油工业短期内难以再现神威。尼政府重新将发展重点转移到非石油工业如农业、纺织工业、轻工业等方面来,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发展的步伐是十分艰难的。目前,尼所需的大部分机电产品、轻工产品及高档日用消费品,仍需大量从国外进口。(对于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田潮有着精细的研究,包括每月每日奈拉与美元的汇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田潮说过,按我们中国公司的经营实力和经验,我们就是要在西方国家公司不愿意干、不能干甚至撤出去的地方,来扎下根,来求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平等互利。这种认识,是相当清醒而现实的。)
中尼两国于1971年2月10日建交。
中尼建交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建交之后至今,两国高层领导人曾多次互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不断增加,建交初时签订的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始终在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尼日利亚现任总统阿巴查将军,曾在1989年10月以尼陆军参谋长的身份访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尼经济技术与贸易合作,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平等互利的关系。在尼开展劳务技术工程承包的各家中国公司,是实施平等互利原则的主力。中国公司严格按照“守约、保质”的方针开展业务,在尼的声誉不断提高。其中由田潮所在公司承包施工的525打井工程和由中冶公司承包施工的卡杜纳水厂工程,由于按期竣工、质量优良并造福于当地人民,受到尼方的赞扬,也得到了中国驻尼使馆的好评。
在尼日利亚经济发展中,特别应当提及的一项资金来源就是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所提供的援助与贷款。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都属于国际金融组织,每年为支持像尼日利亚一样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国计民生中最急迫的困难,都要提供数量可观的硬通货。这项资金所带来的发包承包工程项目较多,市场很大,而且资金可靠,这类工程项目早已是进入尼日利亚的各国承包公司激烈竞争的目标。要想承接世界银行或非洲发展银行出资的工程项目,必须通过更为严格的资审,还要由出资银行认可的咨询公司监理施工,这需要承包公司有较强大的实力,有过硬的技术手段,有素质较高的员工队伍,有很好的商业信誉。
尼日利亚经济虽然落后,但是却始终是在向前发展着的。尼国尽管是军人政府执政,可全国政局基本稳定,各项建设事业都在正常进行。这是一片广阔的有待开发的市场,真正的开拓者大有用武之地。
1993年9月,为了更好地协调中国在尼日利亚各公司的业务开拓,由中国驻尼大使馆出面组织,报请国家外经贸部批准,成立了中国驻尼日利亚各外经公司代表机构承包劳务联合协调小组。中国驻尼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黄照洪出任组长,副组长是中地公司田潮。
黄照洪参赞是位高级工程师,更是位资深商务外交官,对中国在尼承包劳务这项事业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他这个外交官,并不经常坐在办公室里,而是不断地到下面跑。他常爱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把中国各公司的情况摸得非常清楚,在尼方各界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为扩大中尼两国经济交往办了不少有成效的实事。
对于田潮在尼发展业务的设想,黄参赞极力支持。他说:“国家要发展,必须靠两个资金来源,一个是国内发展生产力,另一个就是要争取国际上的各种资金来源。中国海外各承包公司努力开拓业务,就是增加国际资金来源的一种。尼日利亚三十个州,市场大得很。中国公司完全可以形成综合的竞争实力,把这项事业搞得更好。”“田潮主持尼日利亚项目组以来,在尼购置房地产、注册公司、投入了不小的资本,是有眼光、有魄力、有长远打算的。只要政策定下来,关键靠人,要有一批懂外语、会经营的精兵强将!”
3
经营承包的事正在向前推进。
公司总部领导们历来把尼日利亚市场经营作为高度重视的事项之一,公司多次慎重研究过对尼日利亚项目组实行资产经营承包的具体方案。但是,由于 1993年初公司领导层按地矿部党组指示进行了正常人事调动,所以正式确认方案并签订承包合同的日期略有推迟。
1993年2月,年仅31岁的全国劳动模范孙金龙出任公司总经理,使尼日利亚经营承包的实施进程加快了步伐。 
1993年3月底,田潮奉召回国述职。
在公司总部召开的由总经理主持有各业务部经理出席的司务会上,田潮详细汇报了对尼日利亚市场前景的分析及经营承包的打算,并回答了各方面提出来的问题。
总经理孙金龙和田潮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就公司在海外这笔×××万美元资产的经营,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公司高层领导在这项决策出台之前是极慎重的。因为把百万以上美元的国有资产交给责任者经营,必须在充分信任、严格考察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并要确保具备较大幅度增利与增值的可能性。经营要靠市场,公司对尼日利亚市场前景也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不允许有疏忽和失误。更为严肃的是,资产经营承包这种方式,在对外承包公司中没有先例可循。
这是经营机制改革上的新尝试。
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公司领导大胆地作出了这项决策:在尼日利亚项目组实行资产经营承包经济责任制。
1993年4月14日,总经理孙金龙代表公司与公司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经理田潮正式签订了《经营公司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经济责任书》。责任期限上溯为1993年1月1日开始,至1994年12月31日,期限两年。
责任书明确规定:“实行确保利润基数,超额实现利润分档提奖;实行资本保值;乙方收入与责任指标完成情况挂钩。
责任书确认的经济责任指标是:
1、乙方在责任期确保实现利润××万美元(税后利润),其中1993年为XX万美元,1994年××万美元。
2、责任期满实有资本确保×××万美元。责任书还就经营责任者的权力、责任与义务作出了详尽规定,并写进了奖励与惩罚的条款。
应当说,这是中地公司企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份文件,它标志着中地公司在勇于改革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签订责任书后,田潮并未感到轻松。这薄薄的一张纸,代表着×××万美元的共和国的资产,他掂量得出来是有多重。
4
转眼之间,到了1993年春季,尼日利亚北方的法塔玛(即 FADAMA)项目成为各工程公司竞争角逐的热点。
在每个州的法塔玛项目投标会上,西方国家公司、尼日利亚本国公司、合营公司以及中国公司纷纷登场亮相,为把工程项目拿到手用尽了心计和手段,在这片新领域中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什么是法塔玛(FADAMA)项目呢?简单地讲,就是在季节性干旱地区钻探不太深的供水井并铺设管道。行内人称:打管井。
尼日利亚北方各州年降雨量并不算太低,可是降雨集中在雨季,旱季照样缺水。北方的大小河流多数属于季节河,在雨季时水量非常丰富,汹涌的水流溢出河道,淹没了广大面积的农田。当旱季来临时,潮水退去,河道变成干河,大片大片的农田正值农作物生长期却失去了灌溉水源。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尼北方各州农业的发展,一直无法解决。
粮食生产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世界银行考虑到尼日利亚北方各州农业严重缺水状况,为促进农业发展,决定提供长期贷款给尼日利亚,专项开展尼北方各州的法塔玛项目。首期工程要解决包奇、奇卡瓦、索科托、卡诺和凯比五个州的农田供水,今后还要继续贷款使法塔玛遍布尼北方各州。
对有施工实力的各国公司来讲,无疑这是一片大市场,一块大大的肥肉。
公司理所当然要参与这场竞争。
据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管理技术人员们粗略计算,1993年和1994年两年中,以参与法塔玛项目为主共制作标书20多份,这些标书和附件如果摞起来,可以超过一个人的身高。这还只是成果工作量,已经是“著作等身”,而其中所包含的心智与汗水更是难以计数。
田潮精辟地下了这样的结论,在法塔玛这个市场竞争,既是实力和智力的较量,又是志气的较量。
在众多的各国公司中,竞争之初田潮和同事们便有个估计,凭CGC的实力与声誉,大多数公司不在话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必将是加拿大的SDS公司。
SDS公司是家实力雄厚的加拿大公司,在尼日利亚工程承包市场上屡有建树。这家公司不仅有实力,而且有背景,在竞争对手中经常不把中国公司放在眼里。
就在法塔玛项目竞标热潮里,一次交际活动中,田潮曾与 SDS公司执行董事相遇。寒喧客气一番之后,这位傲慢的加拿大人宣战似地对田潮讲:“我们SDS公司有实力和把握,将把法塔玛项目全部吃过来,不可能让任何中国公司介入。”
“走着瞧吧,先生。”田潮这样回答。
这位加拿大人的言语,刺痛了田潮心中最珍视的民族自尊。许多走往西方发达国家谋求一条生路的中国人,可能为谋求饭碗、谋求一份工作而忍气吞声,甚至麻木到习惯于白种人对华人的傲慢。但是,田潮容不得这个,因为这种狂妄之言已超出商业竞争范畴,隐含了对中国人的蔑视。
田潮暗下决心,一定要与SDS公司在争夺法塔玛项目市场上决一雌雄。
在连续作标、投标、竞标的同时,公司便开始加大投资,增添了一大批车辆和设备,并加紧从国内急调更为精干的员工。田潮相信,只要认真准备,我们是有能力参与这场关键性的商业战斗的。
SDS公司果然不是一般的竞争对手。
最早开标的两个州传来结果:
包奇州法塔玛项目,SDS公司以每口井570美元的标价中了一标;
奇卡瓦州法塔玛项目,SDS公司以每口井500美元的标价再中一标。
最初两个州较量,SDS公司击败了所有对手,连下二城,旗开得胜。在这种局面下,一些承包公司退出了这场角逐。
分析竞争形势时,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SDS公司凭借强大的实力,以每口井500至570美元的较低标价连连获胜。如果我们继续与之竞争,必须低于他们已公布的标价才有夺标的可能。而这么做,将会降低或者没有利润,很难取得经营效益。
田潮的判断却一语惊人:“我们应当确定标价从高到底的方针,在下一步投标中绝不随便降低标价。我可以断定,SDS公司接下来再投的标价肯定要比我公司的高!”
田潮认为,SDS公司确实胃口很大,在几个州同时展开了广泛的投标,是想把全部法塔玛项目统统吃掉。但是,要真正在几个州一起实施法塔玛工程,就需要大量的车辆、设备和技术人员,尽管SDS公司有强大实力,也必然加大成本。现在,SDS公司已经参加了这么广泛的投标,也就背上厂将面临点多、战线长的大包袱。他必须加大成本部分,否则几个项目同时施工,工期难以保证SDS现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我断言,最后结果必然是他们再也无法继续以低标价参与竞争了。
田潮还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目前,法塔玛项目刚刚展开,在尼日利亚的各国公司并不完全明了这个市场的状况。我们公司如果标价定得不准,就会自己破坏了这个市场。当大多数公司完全熟悉市场之后,我们那怕再以低标价进入也很困难了。
群雄逐鹿,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策者的谋略。
公司确定了“标价从高到低,现在不降”的方针,决定在凯比州法塔玛项目竞标中与加拿大SDS公司继续较量。
公司将按预定标价参加凯比州的投标。
投标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商业活动。在国际承包工程市场投标、竞标,更是涉及到许多方面专业知识和技巧的技术性活动。
像竞投法塔玛这样的工程项目,田潮和经理部的人员必须在事先了解尼日利亚政府、财政部与世界银行进行贷款谈判的进展,并且要尽可能掌握到贷款的具体投向。
从州政府有关部门购到的标书,并不是作为业主的州有关部门制作的,而是业主聘用的经世界银行认可的国际性咨询公司制作的。咨询公司将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技术与施工过程的管理,也就是项目实施的监理。
公司尼日利亚经理部在承包工程甲经常打交道的咨询公司,主要是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公司,也有尼日利亚本国的咨询公司。这样,在整个投标过程以及将来施工过程中,都必须与作为监理的咨询公司处理好各种关系。
买到业主的标书后,要非常仔细地研读标书,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部分和对承包人的要求与指示。许多中国公司的通常作法是先将数十万字的标书翻译成中文,以供经理研读,这样往往延误时间。田潮不需要翻译,他直接阅读英文标书,对要害部分抓得很准。
在研究透彻标书之后,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与市场状况来确定基本标价。当然,标价是投标成败最重要的因素。
然后,准备非常繁杂的标书文件。首先是包括企业资信调查、技术审查、技术人员的审查和企业施工经历等资格预审材料。资格预审通不过的公司,将被取消投标资格。其次,是准备详尽而科学的管理与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表应与标书要求的工期一致,施工技术方案所列的所有技术标准、设备标准、施工程度也必须完全符合标书提出的规定及要求。最后才是工程量表,表明本公司报出的单价和工程总造价。
一般标书有几百页,厚几十厘米。
在参与制作标书的技术人员中,田潮对范扬倍加推崇,说范扬总是坚持尽善尽美,连打印排版时的版面、字体也相当考究。田潮说,范扬制作标书有“唯美主义倾向”,应推广。
在竞投凯比州法塔玛项目标时,田潮便和范扬在一起,连“标价从高到低”、“先让对手背上包袱”等战术技巧,他们也很快取得了共识。为打好这一仗,夺下凯比州这个标,田潮和范扬两人为摸清情况、疏通关系,开车从卡杜纳到凯比不知跑了多少趟。有个数字,或许能表明这种奔波的劳累程度。开始竞投凯比州法塔玛项目标时,田潮和范扬开的是一辆新买的标致504轿车,在投标结束后,这辆新车里程表数字已经超过了五万公里。
百般辛劳,谁人也未敢叹风尘。
凯比州法塔玛项目终于揭标了——田潮他们以每口井620美元的标价中标,SDS果然因报出每口井790美元的高标价而败北。
中标结果,证实了田潮关于“SDS将无法继续以低标价参与竞争”的预言,标志着公司闯进了法塔玛这项工程领域。
SDS所称“要把全部法塔玛项目都吃下去,不可能让任何中国公司介入”的想法,自然已成空谈。
范扬在尼日利亚这几年,共参加制作标书和竟标、投标14次,也就是参加过14场激烈竞争的战斗。那种充满火药味的文明场合见多了,他更增添了些许儒雅而遇变不乱的独特气质。
他说,加拿大SDS公司是我们CGC在尼日利亚多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索科托525项目、卡杜纳200项目、卡其纳75项目这几个地区,都是SDS和CGC竞争,并且是同地同时施工的。
他很自豪。因为在夸拉州300眼井工程投标过程中,范扬终于也让SDS公司见识了一下中国人认真起来是什么样子。
那是一次争分夺秒的竞争战——夸拉州300眼井工程合同额近300万美元,是块肥肉,各国公司争相角逐,CGC的主要对手仍然是SDS公司。
开标仪式定于1993年11月30日上午10时在夸拉州 ADP(州农业开发署)会议厅举行。这是不可更改也不能延误的。
但是,直到11月29日下午,投标所必须出具的由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开出的保函仍未到达尼日利亚。范扬心急如焚,开车到了拉各斯国际机场,等候带保函从国内飞来的项目组会计缪金海。
下午5时多,飞机降落,缪金海到达。范扬连问候的话都来不及说,接过保函就冲向停车场,驱车直向夸拉州急驶。
不久,天色就全黑透了。
拉各斯至夸拉的距离有300多公里,范扬怕出事,拼命开快车使车子时速达到了140公里。
在尼日利亚开夜车是相当危险的事。交通事故多,那还在其次,令人担心的是土匪劫车。尼日利亚治安状况不好,大白天也有持枪土匪劫道,夜间行车更难预料了。
范扬是个细心人,临出发前就知道投标时间紧,不但把封标书用的大纸袋、胶带和剪刀什么的带全了,把旅差费也在车角落里藏妥当了,还特意贴身带了一笔钱。这是保命钱,也是保护标书的钱,准备给土匪的。
汽车打开雪亮的远光灯,始终以100公里以上时速飞驶着。范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车可千万别坏。车坏在路上,全砸了。
苍天保佑,一路无匪,范扬在当夜9时许平安到达了夸拉州。
住进旅馆,范扬忙着检查整理标书文件,几乎只睡二三个小时。天亮后,拿着保函四处找地方复印,可当地尼日利亚人还没上班。范扬心急火燎地到处乱窜,凭熟练语言打通了一个商店的伙计,总算提前复印了保函。再跑回旅馆,拿出纸袋、胶带什么的紧张地装封一份份标书。全封好了,时间已经过了9点。他又开车上路,在已开始堵车的街道上七拐八转,终于在预定时间之前赶到了夸拉州农业开发署会议厅。
开标仪式准时庄重地举行。
负责开标的一排官员坐在主席台上,开始检验各投标公司的标书,即将宣读。十余家参加投标的公司派出的数十位代表坐在厅内,都紧张地等待着最终结果的出现。
范扬敏锐的目光猛然瞟见,不对了,SDS公司呈交的标书为什么不是标书正本,而是一些传真纸呢?
据知情人透露,原来是加拿大快递公司的工人闹罢工,延误了一批快件投递,其中恰好有SDS公司寄往尼日利亚的标书。
这是不允许的!标书条款规定,开标必须宣读投标者的标书正本,否则应视为无效。国际惯例也是如此的,加拿大人为何例外。
看看台上的官员们并无异议,宣读标书即将开始;再看看各国公司的代表虽有交头接耳者,却不见有人准备抗议的迹象。
范扬再也压不住心头的不平,他准备拍案而起了。
尽管我只一个人,但我代表公司,我代表中国。虽然SDS实力强大,在竞争中曾多次胜于我们,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让加拿大人特殊。
宣读标书已经开始。
在主持开标仪式的官员拿起SDS公司的所谓标书,准备要正式宣读时,范扬用标准的英语大声地说:“主席先生,我要提出一项口头抗议。”
语音方落,满场哗然。
范扬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说:“各位先生女士们,根椐本次投标标书所规定的条款,参加投标唯一合法而有效的文件,只能是投标者的标书正式文本。但是,遗憾的是,大家都已经看到,SDS公司所呈交的文件,不符合标书中的明文规定。我提请主持开标的各位尊敬的先生女士,业主应拒绝开SDS的标,应不宣读SDS公司提交的文件。”
范扬的一番话,使会场出现了议论高潮。
由于情况是明摆着的,中国人带了头,各国承包商的代表们也纷纷表了态,各承包商一致反对宣读SDS公司的非正式标书。
素来气势颇盛的SDS公司代表,此时也变得谦和起来。他站起来,非常客气地说:“十分抱歉,确实因为有极特殊的原因,致使本公司标书正本未能到达。我们恳请各位谅解,希望主席先生能给予开标宣读的机会。”
主席台上就座的官员们也出现了分歧,有支持中国公司意见的,也有支持SDS意见的,但总的是倾向于SDS公司。
范扬明白,投标都少不了幕后活动。
最后,业主方面决定,考虑到SDS公司的特殊理由,继续宣读SDS公司标书。
在这种情况下,范扬仍未气馁,再次发表中国公司对此事的态度。
当主持人宣读完SDS公司标书后,范扬再次请求发言。他沉稳地说:“我要求业主方面将SDS公司不是使用标书正式文本投标这一事实记录在案,以便今后我们向世界银行反映并提出正式抗议。”
继续开标。
开标结果,不出所料,SDS与我方互为主要竞争对手,而且SDS标价要低。
开标仪式结束后,范扬当即用长途电话与远在卡杜纳基地的田潮经理汇报。田潮询问得很细,范扬讲得也很全面,电话中两人谈了很长时间。
田潮说,范扬你继续留下来,该办的事抓紧办。
范扬说,明白。
1993年12月,我公司正式向世界银行发出了抗议信。抗议信列举了开标仪式上SDS公司未提交标书正本的事实,并要求“根椐标书规定,在不提供标书正本情况下没有参加投标的资格。虽然SDS公司参加了开标仪式,也应视为无效,应按规定取消其投标资格。
1994年2月,权威人士带话给范扬,说世界银行已经批准由我公司施工了。
此时,范扬长悬的心才松落了。
 然而,下一次投标又在等着他们。
5
在法塔玛工程争夺之战还在一派硝烟之中的时候,由公司施工的另一项难度很大的基岩地区打井工程率先上马了。
这就是公司承包的在索科托和凯比两个州干旱缺水的基岩地区钻探43眼手压机井的工程项目,也是田潮实行经营承包后上马的第一个工程项目。项目经理由30岁出头的钻探工程师张明辉出任,手下有顾钦一、丰年、方庆昌、王永进等一批转战尼日利亚的老将。这项工程合同额是58.5万美元,工期限定从1993年3月开始至同年5月结束。
工程最大的难度在于,在合同谈判时已经确定,在该地区钻探时定井位由我方承担。
这是对CGC技术水平的一次考验。
索科托州与凯比州的大部分地区地下属于下伏结晶基底杂岩,其上部又覆盖着厚风化层或残积土,寻找地下水并准确地确定井位是非常困难的。过去,尼日利亚境内大规模物探找水工作均由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国大公司来承担。尽管他们使用的是西方国家生产的最先进的地球物理探查仪器,但是也从未从根本上解决在尼基岩地区准确确定钻井位置这一技术难题。
实施此项工程,确定井位的任务由物探工程师丰年来承担。他使用的是国产地球物理探查仪器,技术指标并不高,必须全凭经验和现场机智了。
在这次施工的同一地区,有加拿大WARDPOP公司也在承担用物探方法确定井位的任务。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这又是一次中国公司与加拿大公司的技术较量。
在年轻经理张明辉的精心组织下,施工中由数十辆工程车、生活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经过上千公里长途搬迁,有秩而安全。施工队伍从卡杜纳前往凯比州的祖儒建营地,先完成凯比州的钻探任务,然后再全部转迁到索科托州的古哨建第一营地,又转安卡建第二营地,完成索科托州境内的任务人真算是绝顶的聪明张明辉本人就是钻探工程师,又有顾钦一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老钻探机长辅佐,加之采用了潜孔锤钻进新工艺,在基岩地区打井是完全有信心的。
都说,关键看丰年丰工定井位的水平了。
那时38岁的丰年,虽然有着大学毕业后在研究所从事科研近十年的经历,但实际在野外定井位也是头一回。
丰年1982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探矿系,毕业后就分配到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工作,一直参加非地震物化探勘查技术研究,并未实际参加过测井和定井位。1991年10月受聘于中地公司准备到尼日利亚来之前,才很仓促地翻阅了一些这方面专业书籍,并短暂地到有关野外队自动补了点实践课。到尼日利亚后,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物探经验和丰富的仪器方面的知识,把计算机技术引用到测井工艺中,在200项目测井工作中做出了出色成绩,也为公司赢得了声誉和效益。现在,又要承担确定井位这项技术活,定不准将会给公司造成不小的经济与声誉损失,丰年深感压力巨大。
丰年是个内秀的人。他表面很有点木讷。留小平头,戴副眼镜,言语又不多,说起话来还总是有些腼腆,给人一种纯书生的感觉。其实,他内心非常丰富,冷不丁就冒出一句相当豪迈的话来。比如,他说:“记住,和西方人交朋友哇,这种朋友关系只能是建立在实力较量的基础上。友谊是虚的,西方人真正尊重你时,就是因为你有一定实力。”
这就是丰年内秀的一个侧面。
这次负责定井位,丰年嘴上也对大家说什么“我没有必胜的把握”,可心里头却暗暗与加拿大公司较上了劲。基本目标定在:要在同一施工区域内成井率赶上或者超过加拿大人。当然,这话,丰年事先没讲。
丰年手里的仪器,是国产音频大地电场仪和激电仪。这些东西在中国国内也不算是先进的,从工艺和性能方面就根本没法和加拿大工程师们手里的全自动仪器相比了。
但是,丰工认为,作战不全靠兵器。
丰年勤快,不怕吃苦。在没有准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的情况下,他跑遍工区及附近区域收集和现场观察水文地质情况,再通过仪器测量掌握必要的地球物理数据,从而分析、摸索出这个区域内基岩中地下水贮存的规律和地下岩层的地球物理特征。
丰年聪明,且有着坚实的理论研究功底。他可以快速而有效地综合各种数据,针对不同的地质情况使用不同的地球物理方法,使国产仪器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而产生超性能的观测效力。
丰年踏实,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非常敬业,而且有争口气的意识。在极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他以科研工作者的态度严谨治学,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当地情况的工作法。使用丰年的工作法,能较为准确地确定该地区基岩内地下水的贮存位置、埋藏深度,并且可以计算含水量的大小。使用这种方法,丰年确定井位不但准确性高,而且速度快,平均每个物探台班每天可以确定一个甚至两个井位。
有了丰年,钻探进度加快了,机长们也再不会为害怕打干井而担心了。
据客观统计,在索科托和凯比两个州实施钻探工程中,由加拿大WARDPOP公司物探定井位的成井率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由丰年定井位的成井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次实际较量,丰年用他的才智显示了中国公司较强的技术优势。
对丰年来说,不过是小试锋芒。
丰年工程师关于“和西方人交朋友必须以自己的实力作为基础”的说法,在他的尼日利亚生活实践中不断得到了验证。
1994年2月,由公司承包的卡其纳州A一2区75眼井钻探工程开工。同时在卡其纳州承包同类工程的正是竞争老对手加拿大SDS公司,而工程监理又正是曾在索科托州、凯比州多次打交道的加拿大WARDPOP咨询公司。
这又是一场硬碰硬的竞争。
公司方面派出了张明辉和丰年这两位年轻的专家先后出任项目经理,并组成了由沈燕、常书昌、吴洪勇、邓海等年轻的钻探与机械强手为主力的现场施工阵容,还增派了被职工们推崇为“权大师”的权启荣厨师到这个项目组来主厨。意向很明确,是务求必胜的。
WARDPOP公司是家著名的咨询公司,尼日利亚许多重要工程施工都是由他们担任总监理的。在过去的年代,公司在与WARDPOP交往中曾发生过磨擦,部分欧洲来的监理对公司抱有成见,在处理承包商与监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中经常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故此,田潮对实施卡其纳州75眼井工程项目非常重视。他对所有参加项目的人讲,西方商界把企业形象看得比私人关系重得多,要想让WARDPOP公司重新认识我们,我们就必须在各方面注意重塑一个中国公司的企业形象。
开工前,田潮就几次亲往卡其纳,拜会业主和WARDPOP公司,以公司全权代表的身份向他们介绍情况,并了解业主和咨询公司方面在实际施工中的一些具体要求。
田潮决定,采取对等原则,为外国监理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律配置新车,以便于工作联系。工区气候炎热,为改善双方人员的居住条件,为卡其纳项目一次购进崭新的空调机20台。
对丰年更特殊,配备486便携式计算机一台。
项目组中方人员认识一致:要用各种努力改变监理公司对公司旧的看法。
当然,最根本的一条,仍是实力的较量。
由于公司准备相当充分,在卡其纳州承包同类工程的四家公司中第一家顺利通过了开工前验收,第一个获得了开工令。
按承包合同规定,公司在卡其纳州施工的75眼深井,均由WARDPOP公司负责提供用物探方法确定的井位。而 公司的责任,只是在指定井位上钻探打井。
但是,这却成为影响施工进度的大事。
中国人承担的卡其纳A一2区,地质条件与地理环境都是最差的地区。凡是道路通行较为顺畅、工程车辆容易到达的区域,几乎都是基岩区,WARDPOP公司在这类基岩区定井位的成井率仅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所以,这家监理公司尽量避开了这类地区,而把井位定到了物探测量相对容易而成井率又比较高的沉积岩地区,甚至沙漠地带。
这一着,可苦了我们的施工队伍。
公司使用的大型钻机车及国产大型运输车辆不能适应在超高温条件下无道路行驶,钻机组搬迁非常困难。开始阶段,有些井位定到了沙层厚达数米的沙漠区,每辆车运行都要靠工人们铺垫防滑板才行。另外,车辆必须在摄氏40度以上高气温下长时间低速行驶,车辆损耗十分严重。更造成困难的是,这类地区没有任何水源,连钻机必须的泥浆用水也得靠运水车送水。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而工期是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在这种情况下,丰年提出,只有我们把选择井位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可能改变被动局面。
在基岩地区定井位并要保证成井率,对监理公司始终是个头疼的难题。丰年主动而委婉地提出要把这个难题揽过来,当然得到了WARDPOP公司的同意。显然,他们也有这种想法:看你们中国人又能定出什么水平?
丰年再次拿着他的中国造仪器上阵了。
在索科托州和凯比州时,丰年已初步摸清了尼日利亚北部基岩地区贮水构造的情况,虽不能说轻车熟路也敢称心里是有底的。自打他从加拿大WARDPOP公司接过定井位的义务后,公司要钻探的井,竟然没打过干眼。而且,丰年再不会把井位定在沙漠地带了。
施工进度从此明显地加快。
在按期竣工时,回过头统计一下丰年定过的所有井位,成井率为百分之百。
丰年在卡其纳创出了定井位的奇迹!
WARDPOP公司的美国监理汉森先生是位钻探行家,丰年多次协助汉森定井位,也都是百发百中。在这种交往中,汉森和丰年成了非常铁的朋友。每次田潮经理到卡其纳来,汉森都要叫丰年作陪请田潮吃饭。酒足饭饱之后,汉森必得邀他们一块打朴克牌,夜深方散。汉森总爱说;“和丰年先生在一起共事非常愉快。”
汉森对钻探对地质是行家,对其它事务却一知半解。有一次,丰年兴致勃勃地对汉森讲起了他最喜爱的世界杯足球赛,汉森愣了半天才问:“足球还有世界杯?”
为此,丰年对田潮说:“汉森连足球世界杯都不懂,也是个美国土老帽!”
田潮笑笑:“丰年,你牛了啊!”
实力较量是无时不在的。
由于在卡其纳州施工的三家承包商中,只有中国公司成井率最高、质量最好,而且工程进度也是最理想的,业主和咨询公司破例请公司到另一家公司施工的地区内钻探另外增加的工作量,并主动提出由中国公司协助定井位。
这另一家公司,又是老对手加拿大SDS公司。
这种另增工作量,不只是为公司增加了收益,而是极大地提高了的声誉。
企业声誉是靠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
在一次监理公司和公司的工作例会上,双方为一笔工程款帐目数字发生了争执,互相都无法说服,几乎使会议陷入了僵局。
丰年不慌不忙地拿出486便携式计算机,习惯地用中指和食指推一下鼻梁上总是歪着的眼镜,嗒嗒嗒地在键盘上按了一通,按自编程序调出了工程帐目流程表后,稳稳地说:“各位先生,请看一下,这是工程帐目的详细流程表。喏,这就是刚才争议的那笔帐。”
不用再争了,结局一目了然。
丰年用优雅的指法弹钢琴似地操作,屏幕所显示的特殊程序近于完善,准确的数据像小溪流水一  般缓缓地涌出,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整个工程款流程是无可挑剔的。
监理萨姆也是一位使用计算机的行家,平时还曾说过监理公司使用的软件属于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限制中国人接触。现在,萨姆先生不讲这个了,他怀着浓厚兴趣问:“丰年先生,你是否还编了一些其它的针对本次工程使用的计算程序呢?”
“当然有。”丰年微笑着,熟练地从机子上调出某些程序的演示,“我可以给各位同行看一下效果。”
就这样,一度陷入僵局的会议转了题,像是变成了学术交流会,并且气氛也变得热烈起来。
丰年一边操作,一边像给监理们上计算机课程似地讲解:“喏,这是一种物探数据处理的专用程序。这样,对地球物理测量数据进行处理,所得到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在基岩地区确定贮水构造……喏,这是另一种程序,用来计算基岩贮水构造中的蓄水量,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出色的演示,令监理们叹为折服。
萨姆尤甚,连说:“太棒了!太棒了!”
从此,监理公司的这批欧洲监理们不得不对中国公司的专家们刮目相看。
以前,在施工技术和管理交往中,咨询公司对他们拥有的计算机软件实行封锁,说这属于“知识产权”,不向中国公司透露,更不提供任何咨询。自打丰年的计算机技术亮相之后,情况变了。需求关系颠倒过来。业主方面和咨询公司都来找丰年咨询新型计算机配置,并主动要求烤制丰年设计的程序软件。
丰年不认为设计这种程序在他掌握的计算机技术中有多么高深,也没有对监理们讲什么这是“知识产权”。他为萨姆先生也为其它监理提供了相应的软件,并且协助萨姆为业主方面和咨询公司新编了一套程序,解决了如何整理一个地区全部完成井的成果综合处理这项重要技术性难题。
监理萨姆也成了丰年的好朋友。
萨姆先生回国时,把他养着的一条很心爱的白毛狗当礼物送给了丰年。这条狗由丰年带回了卡杜纳基地,至今仍在卡杜纳欢蹦乱跳地生活。不过,这条白毛狗和原来所养着的一大群狗怎么也不合群,经常撕咬不休,这是后话。
然而,公司和咨询公司监理们的关系是彻底改善了。施工初期监理们总是板着脸,方方面面不予合作的局面一去不返。田潮、丰年和其它中国同行再到他们那里办事,这些欧洲人也一改从不给人让座的习惯,很客气地给中国人腾座椅,并以热咖啡招待表示尊重。
略有些书生气的丰年,总是坚持着自己的评价:“总之,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技术上的实力,才赢得了对方对自己的尊重和对我们公司的尊重,同时赢得了友谊。”
田潮更宏观一些,与各方面的官员们打交道也更多一些,每次双方关系改善之后他总是强调:“这是我们企业形象塑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说穿了,就是我们在管理上体现出来的先进水平。”
卡其纳项目后期,丰年的担子更重了。
1994年6月张明辉回国,丰年除了要独当项目经理外,还要给英语不太好的机长们当翻译,承担全部外事联络,而且要兼工程会计,必要时还能充当电工和机修工。这位刚刚迈进不惑之年的工程师,在忙忙碌碌中早忘记了6月6日是他整 40岁的生日。
他只记得田潮语气不重的嘱托:“到马扎瑞地区打井,要尽可能确保成功。”
前面提到过,当公司在卡其纳州打井工程按期完成后,业主与咨询公司破例为公司增加了一批工作量。这批新增工程,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因为该地区是加拿大SDS公司承包施工的区域,等于是深入到竞争对手的“独占领地”来显示力量,倘若失败则对企业声誉所带来的损失将更大。而马扎瑞地区又是不同一般,该地区是西方多家公司进行过勘查找水工作未获成功的地区,一些西方专家已断言马扎瑞属于尼日利亚“无水区”。
这所有的背景,丰年比谁都更清楚。
刚率队进入马扎瑞地区时,美国监理汉森和丰年一起巡察工地状况。当汉森先生看到当地黑人日常生活是靠饮用雨季时在塘子或洼地里积存的混浊雨水时,也不由地紧皱起眉头,深深为朋友丰年担忧起来。汉森先生舀起一杯塘子里肮脏的雨水,伸鼻子闻闻,苦笑着对丰年说:“这哪里是水?简直是‘可口可乐’了。”
丰年没有开玩笑的心思。他想起中国有一部叫作《老井》的电影,那部影片所反映的中国黄土高原干旱区里的乡亲们,大概也曾喝过这种“可口可乐”。目睹此情此景,他感到深深的悲哀,命运对于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残酷的。作为一名中国地质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对人类这种生存状况的不忍,他更深知还肩负一种道义上的沉重责任。
他们应当喝上清澈的水!丰年在心里说。
丰年行动起来了。他翻山越岭地踏勘,他仔细地分析当地水文地质情况,他认真地用仪器布置了物探测量,他以高超的计算机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复杂运算……
随即,丰年在马扎瑞确认了第一口水井的准确井位,并且上了钻机,开钻。
不知是因为公司的商业声誉还是由于丰年个人在当地产生的声望,业主方面即卡其纳州政府农业发展署决定:中国公司在马扎瑞钻探第一口井出水时,要在打井现场举行庆祝典礼。州政府有关部门官员、咨询公司负责人和马扎瑞地方政府官员都要出席,并且由卡其纳州电视台和电台到施工现场作实况转播。
为一口水井,这规模可称是空前的。
这样的礼遇,对公司、对丰年都是严重的考验。因为这将意味着,成井出水场面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汉森先生也为丰年捏一把汗:成吗?丰。
丰年全答应了。官员们、百姓们、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都来吧,欢迎!
让大家看一看,中国公司的风采。
庆典如期举行。
卡其纳州政府军方代表来了,州水资源署署长来了,州农业发展署署长来了;
马扎瑞地方政府大小官员全都到场;
州电视台架好了摄相机,州电台记者举起了话筒;
马扎瑞镇及附近村民成群结队涌来了。
在摄相机镜头前,面对着记者们伸过来的一个个话筒,丰年显得有点腼腆,仍然习惯用两个手指 先推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喘了一口气,用流利的英语镇定地宣布:“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将要结束马扎瑞地区缺水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工程公司要以良好的技术继续为尼日利亚人民服务!
接着,在丰年指挥下,开始井口抽水。
随着马达轰响,井口巨型胶管涌出的水由混开始奇迹般地变清,片刻成为一条清澈透明的滚滚水流,喷向马扎瑞干渴的土地……
欢呼声雷动。人们沸腾了。
各方官员涌上来,纷纷与丰年握手祝贺。
工程总监理、WARDPOP公司负责人斯那克先生激动得满面通红,紧握住丰年的手,又拍着丰年的肩膀,连声说:“祝贺!
马扎瑞的黑人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挤到了井口前,抢着争着接着清水,谁都想尝一尝那第一口水是什么滋味。
许多黑孩子挤不到前面去,就在流淌在地面上的清水中撒欢打滚,尽情地玩闹着。
非洲鼓咚咚咚地敲响了。那缓急有致的鼓点,形象地代表了马扎瑞人民无限的欣喜和真诚的感激。
在鼓声号召下,黑人群众开始了舞蹈。这是一场无节制的狂欢,舞者有男有女,舞姿奔放而多彩,像是一次对水的礼拜。
在非常欢快的节日气氛中,马扎瑞地方政府官员指挥着一批黑人男子,在井旁树起了事先准备好的碑。碑上镌刻着几行非常鲜明的红色英文字母,译成中文是:“这口井是中国地质工程公司打的——尼日利亚卡其纳州马扎瑞地方政府 1994年6月”。
很像中国人的作法:吃水不忘挖井人。
不少黑人争着和中国人在钻井前合影。
在这口井之后,丰年又在马扎瑞确定了其余四口井的井位。五口井全部打出了清水,其中四口井出水量为每分钟200—3001,另一口井更大,为每分钟4001。这是马扎瑞地方用水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
公司在卡其纳州名声大振。
有州电视台的实况转播,更多的尼日利亚人认识了公司,也认识了戴眼镜留小平头的丰年。当丰年乘坐的带有公司标志的轿车在卡其纳州街道驶过时,路边交通岗上值勤的警察曾多次立正向丰年敬礼。丰年说:“这是本人在尼日利亚遇到的最难得的礼遇了。”
丰年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在他完成卡其纳州的全部工程,又奔到夸拉州完成测井项目后,再接受古哨华侨工厂打井任务时,已经觉察到身体有些不对了。他只认为是连续长途跋涉、工作头绪太多、吃住都不安定引起的体质下降,没有在意。
那时,丰年仍在狂热工作的兴奋中。
1995年初,丰年的夫人雍卫华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尼日利亚探亲。由于工地事务多,一天也离不开丰年,他没能回卡杜纳基地,而是雍卫华自己搭车到工地来“探”他的。
雍卫华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物探方法研究方面不在丰年之下。她的到来,不但使丰年生活上得到了温柔体贴,而且丰年的技术工作开展多了一个合作最为融洽的助手。
1995年4月,丰年、雍卫华夫妇按公司的指示,率钻机到古哨地区,为一位华侨投资开办的纺织厂打几口生产用供水井。这位华侨家居香港,来尼日利亚办企业已几经风波,纺织业用水量大,厂子里一直供水不足。他久慕公司的大名,好不容易盼来了丰年夫妇,当然是作为上宾接待。厂主将丰年夫妇安排在条件较好的旅馆居住,专门设盛宴接风洗尘,言谈中寄托了莫大的期望。
丰年这人极善良,团结帮助华侨在尼发展也是中国大使馆的要求,他当然义不容辞地竭尽全力来解决纺织厂的用水之危。因为要慎重而有把握,为了解区域水文地质情况,丰年驱车数百公里到索科托州收集资料并做了对比实验。他在妻子协助下,布置了几种方法、若干个物探剖面,反复进行测量。经过认真分析,确定了第一个井位。结果,一钻下去,出水量极大,使华侨厂主简直惊喜若狂。接下来,又观测布置第二井,钻成后再获成功。厂主和员工们都高兴极了,说这下好了,不但节省了大笔的买水费用,而且连旱季里厂子也能照常进行生产了。大家赞口不绝,说中国公司的找水技术真是绝了,这位丰先生真像“找水之神”。
然而,这位找水的神仙却彻底病倒了。
第二口井见水后,晚上丰年就开始头痛,整个脑袋像被万针齐扎,巨疼若裂。丰年再也挺不住了,瘫倒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无奈地翻滚。
雍卫华急了,华侨厂厂主也急了。紧张地找来厂医诊治,厂医说是马拉痢(非洲疟疾),给了抗疟药。丰年服药后,病情似乎略有些稳定,好歹忍了一夜。
雍卫华守在床前,几乎彻底未眠。远在异国它乡,又找不到条件好的医院,她不能不为丈夫的病情而深深担忧了。
第二天,丰年仍旧头痛,浑身难受,站不住也卧不宁,只觉得身体有要散架的感觉。坚持到中午,他越发不行了,开始胸闷气短,脸色也灰了。
凭常识雍卫华也看出来,丰年患的绝不是单纯的马拉痢,病情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再不能迟疑了,她喊上黑人司机开车,带着丈夫长途急返卡杜纳基地。
当晚6时许,丰年夫妇回到了基地。
田潮听说丰年病了,忙让冯少杰大夫检查治疗,并叫夫人韩磊亲自去做病号饭。丰年见到熟悉的同志们后,似乎病也好了点,还强打精神对田潮说:“没事儿,又不是没见识过马拉痢,回来就好多了。”
冯大夫不敢大意,替丰年进行初步检查之后,先针对他体质过于虚弱的状态,为他输上液,安顿他暂时卧床休息观察。冯大夫晚饭也没吃完,就一直守在丰年床头。
所有在基地的中国同事都纷纷来探望丰年,又不便多打扰,说几句宽慰的话就走了。
在国外生活,最怕生大病,这道理谁都知道。离开丰年,同事们谁也没回宿舍,连电视也没心思看。大家都聚集到食堂大餐桌旁坐下来说闲话,谁也不愿预料丰年的病情。
晚8点多,有人冲进食堂喊:“快去看吧,丰年不行了!”这下,同事们再忍不住关切之情,蜂拥着跑向丰年住的宿舍。
丰年的病情急转直下,面色苍白,脉搏急速降低,出现了心功能衰竭的明显症状,呼吸也十分微弱。
雍卫华拉着丰年的手,喊着他的名子,泪水簌簌地不停流淌着。
许多同志都忍不住落了泪。
看着自己的亲密战友、一员虎将变成如此模样,经理田潮心酸难禁。他对冯少杰说:“冯大夫,你要不惜一切想办法救治丰年。需要什么,你尽管讲。”
冯少杰从医多年,危难病人见过许多,是位成熟的大夫。同事们的心情他完全理解,自己救治丰年也是饱含着感情的。但是,此时他必须镇定,不容丝毫惶乱与差错。他平静地对田潮说:“初步诊断,我认为丰年并不是马拉痢,而是斑疹伤寒并发心肌炎。”
“有办法吗?”田潮急问。
“我已给他注射了升压药和强心剂,应当有作用。”冯大夫回答后又对同事们说:“请大家回去休息吧,我会尽全力的。”
田潮和年纪大些的机械师肖亚云留下了,他们怕丰年病情变化,准备夜间外出。
夜里10时30分,丰年突然呼吸困难,脸色开始泛青,两只手痛苦地在胸前乱抓。不一会儿,出现呼吸暂停,心源性休克。经冯大夫再次紧急抢救,虽略有好转,血压仍然极低,脉搏微弱到几乎难以分辨。
“要输氧。”冯大夫说。
“你怎么不早讲?”田潮问。
“这夜里——”冯大夫为难地说:“怎么能出车?又到哪儿去找?”
“我去!”话音刚落,田潮便冲出房间,发动了车辆,亲自开车去四处找氧了。
作为应急,肖亚云从车间搬来了生产用氧气瓶,冯大夫加了简易过滤器,为丰年开始输氧。
许多躺下的同事,又纷纷起来了。
夜里2时左右,丰年的病情被控制住了。
卡杜纳基地灯火通明,彻夜未眠。
正如冯大夫诊断,第二天丰年躯干部分出现了暗红色斑点——这是斑疹伤寒确诊的最重要依据。冯大夫继续对症治疗,到第三天,丰年精神状态已明显好转。
有人说:“丰年,你是大难不死啊。”
丰年说;“是啊,我的井还没打完。”
谁料想,丰年病情才有转机,他竟然趁冯大夫不注意,又跑到办公室里去摆弄起计算机,整理什么资料了。
冯大夫发现,火了:“丰年,我的大丰工,我再三告诉你,这种病常规病程是十天到十九天,谁让你上班的?要命不要了?”
丰年讷讷地“这不,没事了嘛。”
很快,丰年病情反复,再次急救。
让谁来评价这种事呢?如果仅仅用“工作狂”来形容丰年,那太不合适了。像这样狂热到忘我的,在尼日利亚经理部里又何止是丰年一人呢?
冯大夫向田潮建议:根椐丰年病情,应彻底脱离工作,回国休息治疗。
田潮马上批准:丰年同志提前回国,并且由夫人雍卫华陪同回国。
 就这样,1995年5月10日,物探工程师丰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尼日利亚。
在拉各斯国际机场,丰年对送行的田潮经理说:“我还要回来的!”
田潮故作轻松状,风趣地说:“丰年,你是足球行家,这次不过是场上受伤,下场休息。我这里,随时等待你重新登场!”
两人的手,握了又握,互道珍重。
依然是一路风尘。
第三章
长安一片月
我不愿和荒凉在一起
于是,我永远和荒凉在一起
荒凉不愿和我在一起
于是,荒凉永远和我在一起
——引自常江的《拟勘探者墓志铭》
1
1993年6至7月间,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动乱在尼日利亚爆发了。
动乱的起因,表面上看是由于民选总统阿比尤拉被军方否定,实质上却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部族、经济和宗教信仰的原因。
尼日利亚三大主要部族,即豪萨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在宗教信仰上各有不同。豪萨族人多信仰伊斯兰教,约鲁巴族一半信仰伊斯兰、一半信仰基督教,而伊博族却是普遍信仰基督教的。
自独立以来,尼日利亚虽有过短暂的文官政府执政时期,但是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军方掌权成为独立后的大部分历史。每一次军事政变都是部族间政治权力的一次平衡,也是经济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
1993年这次动乱,最终结局是阿巴查将军执政。
但是,动乱持续了一段时间,造成了尼日利亚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各城市民众游行示威不断,暴力事件也屡有发生。示威者焚烧车辆、阻断交通、罢工罢市。后期,军方被迫实施了镇压。
在尼日利亚从南到北的各大交通干线上,不同部族、不同党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民众设置了路障,拦截过往车辆,以各种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以此向军方施加压力。
各地风烟四起,政局动荡不安。
公司的业务活动是不容停顿的。
在竞争法塔玛工程和其它工程项目同时,物资、机械、器材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始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就在大动乱发生高潮时,7月初,拉各斯港口及海关通知公司卡杜纳基地:一批由中国发运的机械备件和物资已运抵拉各斯港,中方必须及时派人到港口清关提货。
卡杜纳基地在尼日利亚国土中部偏北,而拉各斯港在南方沿海,两地公路距离有800多公里。在正值政治大动乱的时局下,中国人长途出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但是,到港的备件和物资是法塔玛工程上马所急需的,必须提回来。不提货还会造成港口压仓的经济损失。
经理田潮想亲自去,但被大家劝阻住。
自告奋勇要去拉各斯提货的,是25岁的小伙子纪为民。
纪为民虽然年轻,但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英语相当不错,办起事来也干脆利索,并且会开车。
田潮决定派纪为民带车去拉各斯,同时让谨慎稳重的李朋协助处理有关事宜。他希望刚到尼日利亚不久的纪为民能在复杂的局面里闯一闯,但总又有些不放心。
临出发前,田潮反复交代:“小纪,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随机应变,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保证人身安全。”
纪为民却轻松地笑着说:“没啥,田经理,大不了我这一百多斤就交待了。”
田潮一板脸,严肃地:“瞎说。我让你平平安安地回卡杜纳来。”
纪为民回答:“没问题。”
田潮和同志们把纪为民送到基地大门口,又目送汽车驶向南去的公路。
7月4日,纪为民驾车长驱800多公里由卡杜纳直奔拉各斯港,一路上公路空空荡荡的不见其它车影,只有持枪荷弹的军警不断挥手叫停检查证件。
7月5日,在由港口返回拉各斯市区时,纪为民的车被各派示威游行民众在不同路障前拦截14次。那时,街头不断有汽车被烧,浓烟滚滚,火药味很浓。被拦截时,示威者都要求纪为民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支持民选总统还是支持军政府?”纪为民一律回答“我们中国人的人民民主原则是写进了宪法的。”这种外交辞令也使他顺利通过了一道又一道戒备森严的路卡。
清关的希望很小。由于海港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到达的货物很难提出。
据了解,在动乱局势影响下,有些中国公司已经开始向国内撤退驻尼人员。
但是,李朋、纪为民仍在为提货而焦急。
7月7日,纪为民驾车与李朋一起再次到港口办交涉。车行至拉各斯三号跨海大桥时,恰遇到军警镇压示威民众的混乱场面。在纷乱不堪的人流中,一颗催泪弹不偏不歪地正打在纪为民的车头上炸开,刹那间变成一片淡白色的烟雾笼罩住汽车。纪为民和李朋还没反应过来时,一股辛辣刺鼻的强刺激气体已涌进了车内,呛得人鼻涕眼泪顿时一齐流,呼吸也感到困难了。纪为民手快,赶紧把矿泉水瓶子里的水往毛巾和手帕上倒,再用湿手巾捂在两个人的脸上,这才没被呛昏。
没说的,两个人还是继续往港口走。
7月8日,由于军队全面干预,军警用枪押着政府雇员和主要行业职工上班,拉各斯局面才略有好转迹象。公司的货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关提出的。
几天后,在纪为民由拉各斯返回卡杜纳途中,经过尼日尔河大桥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发生。尼日尔河大桥是尼日利亚贯穿南北主要公路的枢纽,动乱虽然在大城市平息了,但是在国内大多数地区仍未止息。南方部族民众在尼日尔河边堆起层层路障,武装阻截北方过来的车辆,以造成经济动脉不通畅,给军政府施加压力。在尼日尔河大桥前的公路上,被阻车辆无数,延绵长达15公里远,纪为民的车被挡在最后面。
久等无望,纪为民跑到路卡前,直接与武装民众交涉:“我们是中国工程师,是准备到北方打井,实施法塔玛工程,为尼日利亚北方人民解决用水困难的。我们不介入尼日利亚内政,是尼日利亚广大人民的朋友,希望通融一下,放我的车辆过去。”
路卡前的武装人员仍然拒绝放行。
纪为民忍不住了,这个东北小伙的火爆性子就上来了。回到自己的车前,叫来随车的黑人司机,让他开车绕下公路,从公路边草地上超过所有被阻拦的车辆,直接冲关通过。黑人司机吓坏了,声音颤抖着说:“不行,不行啊,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这么干。”
纪为民跳上车,喊:“好,我自己开!”
他刚发动车,黑人司机竟然害怕的溜下车,逃跑了。
纪为民感到血往头上涌,再不能后退。他冷静片刻,猛地发动了车子的马达,开车冲下了公路。
一辆挂有联合国标志的车发现后,也随纪为民的车下了公路。那个联合国官员是个欧洲人,把头伸出窗外,对纪为民喊:“好样的!中国人,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你!”
再不多想了,纪为民一踩油门,汽车便沿着公路边的草地,超越一辆辆被阻拦的各色车辆,朝前面直冲而去。
联合国的车紧随其后,加快着速度。
站在公路边的各种肤色的司机和旅客们无不惊愕地瞪大眼睛,注视着这两辆大胆的车,注视着领头的中国人。
超越被阻车队,要在路边疾驶十几公里。这十几公里,有草地,有沙地,有不少坑坑坎坎。纪为民全然不顾一切,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要过去,要按时返回卡杜纳基地。在不平坦的没有路的地面上,纪为民毫不减速,让汽车如猛虎般地朝前冲,直到超过了所有的车辆冲过了路卡,才重新返上了正规公路。
路障前的设卡人员,在中国人带头而联合国的车殿后的这两辆急驶而来的车冲过时,竟不知究竟应该作何反应。就在他们目瞪口呆之时,两辆车已经急驶而去了。
没听见枪响,纪为民踏实了。他加快了车速,汽车风驰电掣般朝北方驶去。
晚9点多,纪为民的车开进了卡杜纳基地大院。在车灯直射的光影中,他看见一个人的身影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像是专门一直在迎候他到来似的。他看清了,那是经理田潮。
纪为民心头一热。真没想到。
其实,这场面,夜归的同志都曾经历过,田潮总要等人回来才肯睡,已成习惯.
纪为民有着军人血统,从小是在长春有名的空军大院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曾在解放军空军长春航校任职多年,现已退役。
父亲曾指望纪为民从军,读航校,将来也作个空军军官。但是,纪为民没按父亲指的路走,1987年自己作主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准备将来当一名浪迹天涯的勘探者。
严格的家教影响着纪为民,朴实和勤奋使他成为学院里品学出众的学生。大学四年里,纪为民担任了三年的院学生会主席。199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整个水工系学生中只发展了两名党员。
毕业后,纪为民被分配到北京水文公司,按规定要有一年实践锻炼。整整一年,他呆在钻机上,随机台到通县、大兴去打井,学会了熟练地操作黄河300型钻机。那年,他所在的机台被评为红旗机台,在机台上干活的就他一个是本科生。
还在大学期间,纪为民就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他对外语有偏好和某种天赋,仿佛注定他此生将可能到海外发展,以便做出一点与父辈不同的贡献。
1992年7月,纪为民进入中地公司。这次调动颇费了—点周折,然而经过努力最终他仍如愿以偿。进入公司,纪为民就打算到国外项目去干,但公司安排他在办公室,这对他熟悉这家涉外企业运转程序有了许多便利。
1993年6月,纪为民到达尼日利亚。同年年底,当他对尼日利亚有所了解后,田潮把他派到凯比州2400工程项目,这是公司在尼日利亚承包的第一项法塔玛工程。
2
冯少杰医生来到尼日利亚后,只在卡杜纳基地住了十来天,就被田潮派往凯比州2400工程项目工地。田潮说,那是第一个法塔玛,医生来了先保证第一线,你辛苦了。
冯少杰是1994年2月出国的,此前对尼日利亚是个什么样、法塔玛又是什么东西,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冯大夫医术高超,然而对官场上的事情却所知甚少,为此他来尼日利亚前自动失去了一次晋职机会。走前,局政治部组织处领导曾认真找他淡过话,说组织上已考虑将他从西昌调到成都,担任局职工医院业务副院长。冯少杰本人没同意,他说他难以胜任,并且已经准备办借调手续到尼日利亚来了。
那时冯大夫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凭自己的医术正正当当地出国,合法地多挣点钱,治治自己的穷病,也为正在渐渐长大的女儿将来读大学留一笔学费。
尽管父亲是地质队的干部,但是冯少杰长到16岁之前没见过地质队,他从小跟随母亲,在重庆市长大的。家住重庆市中区解放东路,离朝天门码头不到10分钟的路,附近都是重庆的繁华地段。冯少杰认为自己就是重庆人,在这生,在这长,将来也是城市一员。父亲在地质队和当年在部队时没什么两样,每年都只有短暂的探亲假才回家。童年记忆中的父亲挺严肃,常板起面孔用一套套的道理训人。
那年月正流行样板戏,从初中开始,冯少杰爱上了京剧。他嗓子好,扮相也不错,学校里挺重视,专门把他送到重庆市京剧团培训了半年。回来后,他成为宣传队里的主角,常担任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这一类正面一号角色。校宣传队很有名,能代表市中区到部队、厂矿巡回演出,小小的冯少杰也就在当地有了点小小的名气。1971年,冯少杰整16岁,驻川部队要招文艺兵时,他被招兵的干部选中了。当兵去,那时是许多少年人的崇高梦想,冯少杰当然也兴奋异常,只等着部队赶快办入伍手续。
就在这关键时刻,父亲回重庆来探亲,给冯少杰唱京剧和去当兵的想法泼了冷水。父亲说,当几年兵还是要回来的,再回来还不知道你能搞个啥子。还是先学一门技术好,有技术才有安稳工作。再说,你也不到服兵役年龄,不用这么着急。父亲决定把冯少杰带到驻贵州毕节的地质队去,地质队要送一批子女到毕节专区医士学校读书,属定向培养,毕业后就到地质队工作。
就这样,在父亲安排下,冯少杰离开了故乡重庆,到毕节医士学校读书。三年后毕业,他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回父亲所在单位贵州116地质队,成为队医务室的医生。此后数年间,他所在地质队的建制、番号、驻地曾几次变化,直到1978年成建制调往四川西昌地区参加会战,又被合并为攀西地质大队,冯少杰才稳定地当了一名西昌人。
数年间,他曾参加用竹篱当墙、用油毛毡当屋顶建立医院的工作,曾跑遍毕节、水城、安顺、遵义等许多贵州山区,为野外地质人员送医送药,曾目睹那些风餐露宿、饱尝艰辛的勘探队员真实的生活情景,也曾欣喜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发生的新变化。他吃过不少苦,在实践中也有许多收获。
既然学了医,就必须在医学上不断提高,光读个医士学校显然不够。冯少杰事业心强,不放过一切进修学习机会。他先后曾到成都中医学院中医理论系进修十个月、到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学习一年半临床内科,并坚持四年读完了成都中医学院医疗系函授课程并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在不断学习和长期临床实践中,他的医术有了显著提高。
1986年,冯少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攀西地质医院副院长,1989年任院长。直到他来尼日利亚两年后,院长职务仍未免去。
冯少杰到尼日利亚不久,便注意到被当地俗称为“马拉痢”的非洲疟疾这种病。马拉痢来势凶,危害大,严重影响中国职工的生活和生产。
疟疾由蚊虫叮咬传染,是防不胜防的。他深感研究治疗马拉痢的迫切性。
直到今天,冯少杰仍隐瞒了一段靠自己身体取得医疗实践的故事——
到尼日利亚不久,在凯比州工地,冯少杰自己染上了马拉痢。症状是清楚的,他对自己进行了确诊。但是,他决定秘而不宣,想凭自己的切身体会摸清疟疾整个病程的反应,以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案。
取得这样的治疗经验,过程是痛苦的。
疟疾在中国已很少见,传统抗疟药奎宁在国内已被列入 142种淘汰药品中。疟原虫有四类,分别能给人类造成一日疟、三日疟、间隔疟和恶性疟四种不同症状,这些在尼日利亚均有发现。而冯少杰接任项目组医生后,治疟疾药只有青蒿素一种,杀灭疟原虫种类单一,疗效也单一。如何寻找、使用新药源,怎样控制发病程度,他决心用自己身体做实验。
病初起那几天,头痛、呕吐、发热,冯少杰用毅力强忍着,还坚持每天到工地巡察,坚持给上门看病的同事打针发药。
来看病的同事看大夫气色不对,手也抖,便问:“冯大夫,你脸色这么难看,会不会也传染上马拉痢了?”
大夫照例回答:“没有,别瞎猜了,是我昨天晚上看书,睡得太晚了。没事。”
冯少杰竟然一天也没有躺倒。
在病程最严重时,夜晚独自一人在床上挣扎,承受痛苦,分析痛苦,咬着牙不哼出声音。无论在怎样难熬的痛苦时刻,他没有停止按时记录自己的体温、血压、脉搏,以及试用药品后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并坚持有序地整理出图表和文字,以便病好后进一步研究。
对于死,他没想过。他相信自己多年医疗经验可以抵抗非洲疟疾,也相信自己39岁的年轻身体可以战胜疟原虫。
一个中国医生,就这样,在黑非洲偏远的一个角落,以个人良心、职业道德和意志为武器,与致命的病魔搏斗了整个病程。
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救助。
冯少杰胜利了!
根椐这次切身体会,他认为青蒿素不是理想治疟药品。这种药不能杀灭进入人体的疟原虫的疱子体,也就难以控制发病程度。在众多药源中,他确认了绿奎和卡奎两种药的治疟效果,并改进了用药方法与治疗方法。在以后的医疗实践中,他已能针对疟疾的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治疗办法,有效缩短了患病同志的病程,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
病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冯少杰编印了一本宣传非洲地方病防治常识的小册子,发到尼日利亚公司的各工地和项目组。这本小册子对疟疾、斑疹伤寒、肠道传染病、非洲地方性梅毒、地方性斑病等病的传播途径和发病特征以及预防办法都作了说明,并且写进了发生意外伤害时的急救措施。
冯少杰到尼日利亚后,正赶上几个工程项目同时上马,各地生产均处于高潮时期。最忙的时候,他要乘车在凯比、奥贡、卡其纳、拉各斯、卡杜纳这五个州往返奔走。只要哪里有同事患了重病,不论白天黑夜,不管路途多远,电台里呼唤才出现,冯少杰的汽车就上路了。
有好多次,时间实在赶不及,冯少杰对远在另一个州的轻病病人,实行了“电台遥诊”。在电台通话中,他细致地询问症状和病情,然后就通过电台开出空中处方,由工地药箱里直接取药,并且还用电台二次、三次随诊。这办法,居然也屡屡奏效。
冯少杰活得很忙很累,在攻克治疗以疟疾为代表的非洲地方病过程中,又活得非常充实。沉浸在紧张的工作里,也沉浸在全体中国人的信任和期望中,他享受到了作为一名职业医生的最大的乐趣。出国的初衷,他几乎忘了,来尼日利亚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弄清到底一个月挣多少美元。
在冯少杰的治疗护理下,再有患马拉痢的同志,病程明显缩短,痛苦也大大减低。机长杨大勇说:“冯大夫对我们得病的同事,真像对待他自己的父母或儿女一样。他一到,病就好了一半。”许多中国职工也都这么说:“别管有病没病,只要冯大夫来到工地,大家心里就踏实多了。
3
机长顾钦一目前绝对属于公司派往尼日利亚所有中国职工中资格最老者。
人人都称他老顾,大家都尊重这位“老尼日利亚”。而老顾呢,却总是遗憾,因为老顾老顾不上家里的事,欠情太多。
不用翻什么记录,老顾扳着手指头便算得一清二楚,自从 1988年3月第一次到尼日利亚来后共呆了多长时间。第一期 17个月,第二期18个月,第三期22个月,第四期15个月,现在是第五期了。都加起来,快100个月了。100个月,3000多个日日夜夜呀!
就因为有了在尼日利亚多年经历,没进过大学校门的老顾,已经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直接指挥手下众多黑人生产了。就是和白人监理办交涉,也对答如流。
顾钦一是上海人,却没有过过一天娇生惯养的童年日子。 1952年12月,他出生在一个纺织工人家庭。他10岁那年,父母双双响应国家号召,从市区返回老家崇明下放当了农民。那时他和哥哥、弟弟、妹妹们都还小,一群孩子跟随父母在农村渡过困难时期。童年生活的印象就是总也吃不饱肚子,每顿饭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父母干农活不是强劳力,又拖累着一群年幼的子女,到年底算工分时总是欠生产队的口粮钱。有一次,顾钦一看见生产队热热闹闹地分红,急忙跑回家告诉父亲:“爸爸,人家都在分钱呢,你快去领钱吧!”没想到却惹怒了父亲,阴沉着脸挥手就狠狠给了他一个大嘴巴。父亲的手扇在小顾钦一脸上,火辣辣地疼啊,不懂事的他倒没哭,他一辈子再也忘不了父亲打他时那神色近乎绝望的脸。
家境如此,顾钦一虽考取了初中,但没读完便回家当了农民。直到1970年底,地质部门到崇明招收工人时,他才离开了农村。
农村的苦日子磨练过他,到了地质队钻机上干活便不觉得多么艰苦。穿上崭新的工装,握着轰轰作响的刹把,还月月领着工资,顾钦一没啥挑剔,就是踏实干活,认真地学习着钻探技术。领导很看重这个朴实小伙,派他到无锡探矿厂学习钻探机械,并在工作上给他压担子。他从钻工干起,当了一段班长、工长,1974年入了党,1976年担任了机长。那年,顾钦一才 24岁,是上海地质局钻探队伍里最年轻的机长。
当时,正时行推荐优秀工农兵上大学,顾钦一也有过被推荐的机会。但是,生产上离不开他,父母也反对他再去读书。父亲说:“找不到工作的才去读书。你现在有技术,也能挣钱了,读什么书?”
和他一起招工来的,不少人上了大学,现在都成了知识分子,也有了技术职称。而顾钦一一直是个技术纯熟的老机长。
公司派往尼日利亚的机长们,基本上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人,有理论,有实践,还学过英语,是组织生产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些机长也少不了顾钦一帮和带。
他对尼日利亚太熟悉了,对在尼日利亚施工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几乎达到精通的水准。
每个新工程项目筹备,都少不了顾钦一参加。他总是要对所使用设备、机具、车辆、配件以及各种原材料逐一清点过目,充分作到心中有数。他深知,在尼日利亚远距离施工,技术准备不足意味着什么。
顾钦一说:“我毕竟是个粗人,多少年来在机台上呆惯了,说话难免直一些,从不会隐隐藏藏的,这难免要得罪人。可是时间长了,人们都理解我老顾。”
年轻人都喜欢老顾,把他当成老大哥。
老顾把所有年轻中国人都当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待,在生产和生活上总是照顾别的同事。1989年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年轻翻译孙凯因翻车事故身亡,到现在提起这个年轻人来老顾仍旧是眼泪汪汪的……
“孙凯这个小伙子长得精神,人胖胖的,又活跃又风趣,死得太可惜了。孙凯是个北京人,听说读大学时就是学校里的体育尖子呢!
“那是1989年6月,我们还在执行索科托州525项目。孙凯就跟在我的机台上打井,我是机长,他是翻译。那时候我们的英语普遍不行,翻译的工作量非常大。孙凯的英语水平高,工作又特别主动,和业主、监理公司打交道的事全靠他了。外事上的问题接连不断,孙凯总是那么耐心地和人家谈判,为项目组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每天早晨,我都和孙凯在一起,乘坐同一辆大东风车到工地去。不管多心多累,他总是乐呵呵的,还时不时哼几句歌,有中国歌也有外国歌,都唱得那么好听。
“孙凯对我说,他到尼日利亚很高兴,英语实践机会多,提高也大。他说,干完这一期任务后,他已经联系好了要到澳大利亚留学,读一个更高的学位。他总说,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必须要不断提高自己才行。除了工作和练英语,他还努力地学习开车,说不会开车将来不好在国外工作的。
“那时,我们只有两部较好的彼得福牌子的工具车,有时候拉配件和泵座也用它。已经到了接近雨季的时候了,生产仍很紧张,领导上也都关照过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
“出事那天,我觉得是有预兆的。我恰好带着另外一部彼得福车子,从工地返回营地。路上也出了事,因为路面太滑,我那部车翻了,滚了个三百六十度,幸好没伤着人,只是挡风玻璃全摔碎了。回营地时,我心里还忐忑不安的,生怕领导批评。
“进营地后,马上感觉不对。往日里热闹的气氛没有了。整个营地一片沉默。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孙凯坐的车出了车祸。因为翻车时车上还拉着泵座,所以孙凯死得很惨。
“和孙凯住一宿舍的翻译毕德启,听说孙凯出事,当时哭得差点昏死过去。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翻译孙凯,他是公司开拓尼日利亚市场而牺牲的第一个同志。”
顾饮一提起往事时,悲痛仍像当初一样压在心头。说不出更详尽的细节,他只是反复地说:“孙凯是个出色的年轻人,那么年轻就离开了,太可惜了。”
不错,孙凯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非洲的土地上了,令人婉惜。然而,他的青春却又是永远的。所有的同志都依然怀念着他,因为他是中地公司开拓非洲市场的先驱者之一。
非洲的太阳在顾钦一浑身皮肤上留下了难以洗却的印记,大西洋的季风也卷走了顾钦一近百个月的年华。40岁刚出头的老顾,的确是面容显老,满脸都是异国的苍桑。
独处时老顾喜欢静静坐着。指间夹一支香烟。任缕缕青烟缓缓地在眼前飘散。他常思念故乡崇明,村子里有他家一栋美丽的小楼。那楼很宽敞,面积将近400平米,又分为三层,老小各有所居。盖这栋楼花费了顾钦一长期出国所挣得的几乎全部的钱,但他仍然认为非常值得,这了却了他毕生一大心愿。
爱人邱美贤现在是乡办玩具厂的工人,文化不高,也难得写封信来,有信也短。但老顾闭着眼也能想象出家乡的一切,他总是心安理得地继续过着海外单身汉的生活。
自打1993年由田潮实行资产经营经承包后,业务飞速发展,承接的大小工程项目遍布尼日利亚全国。顾钦一更忙了,忙得有时候要同时兼顾几个工地上的事。奥贡州深井项目有他,索科托卫生项目有他,夸拉州300项目有他,拉各斯水文地质调查井项目也有他。老顾带着他的英格索兰大钻机,还有经他培训都能熟练操作的一批尼日利亚钻工,随着各个项目组的大型车队南来北往、东征西战,处处都能显示出一个老机长、老钻探、老尼日利亚的不同寻常的作用。
1993年12月初,经理田潮将顾钦一从奥贡深井工地召回,要他参加正在筹备中的凯比州法塔玛工程项目组。
老顾顿时明白,法塔玛工程竞争成功了。
4
1993年12月,由公司承包的凯比州法塔玛项目即2400眼管井工程正式上马。
首期法塔玛工程承包竞争终于有了结果。
凯比州位于尼日利亚国土的西北角,属于边境州,离公司卡杜纳基地很远。2400眼管井的施工,无论设备还是施工技术,对公司都有新课题。但是,正如田潮所说,这是公司在尼日利亚投标战略上的一项出色成果,从历史看这是中地公司首次进入法塔玛工程领域。
田潮主持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业务以来,一直坚定地按照公司总部制定的战略,坚持向两个方面的新领域开拓:一是向尼日利亚周边国家市场开拓,以实现以尼日利亚为基地的跨国经营;再一个就是要突破单一打井工程领域,向其它工程、贸易、实业领域开拓,以实现在国外的多元化经营。在1993年,他们奋斗许久竞争法塔玛工程,已经由打深水井转入了农田灌溉井及管井的范围,是迈向新经营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
凯比州就2400眼管井工程项目实施的成败,与公司继续竞争承包同类工程紧密相关。另外,该项目合同额148.8万美元,是笔不小的外汇收入,必须在施工管理上高度重视。为此,田潮委派得力助手李朋出任项目经理兼工程总工程师,组织了一个由丰年、纪为民、顾钦一、黄伟、吴洪勇、邓海、方庆昌、黄德庆、龚作民等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施工现场主力队伍,并按合同要求重新选型,从国内和欧洲几个工业国家进口了大批新设备,决心在凯比州取胜。
凯比州工程必须首战告捷才行。
一切都是快节奏的。
12月初,筹备刚刚结束,由五台钻机及附属车辆组成的车队,便载着全项目组的中国人和大批黑人雇员浩浩荡荡奔赴凯比工地。
安营扎寨时,以前最头疼的事是架设电台并试调。有时候,电台试调一个星期也无法使用,影响工地和卡杜纳基地及时联系。这次在凯比州,有了电器工程师邓海,架设电台创了最新纪录:当天架台,第二天就正常通话。
经过两天营地和场地管理,第三天即12月10日,凯比工程正式开工。四台钻井占据四个井位,当天全部开钻。
工程展开是紧张的,也是必须的。因为要在限定的六个月工期内,在面积广大的区域里完成2400眼井及附属工程谈何容易?
工区分布于河床两侧沿岸第四纪地层,地面到处是沼泽、荒滩和被水淹过的田地,根本没有可供行车的路线。每次搬迁井场,所有钻机车、材料车和人员运输车辆都要在这种地理条件下运动,车被陷在泥坑中的事几乎天天发生。经常是一部车子被泥潭陷死,要调四三、四部车才能拖出来。拖这部车时,往往另一部车又陷进泥坑,大家还得重新拖一次。每天要搬迁几次井位,消耗了大量劳动和精力。
中国机长们最怕单车在路途出故障了。而一个机长管两台钻机,必须往返几十公里来指挥,故障便难免。有一次,机长黄伟的车因为天气太热连爆两个胎,荒野之中救应办法都没有,硬是步行几十公里去想办法。当黄伟的车回到营地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整个营地的中国人都没睡,全都焦急地等候着他。
电器工程师邓海更忙,要负责工地所有机械设备电路的正常运转。哪儿出了故障,邓海就奔到哪儿去,有时一天要跑几百公里的路。邓海的技术水平是一流的,人又特别热情,多才多艺,说话也风趣幽默,那里都欢迎他的到来。人们说,邓海一到,欢乐也跟着来了,疲劳都减轻许多。在邓海精心照料下,工程最紧张的时候,什么设备也没有因电路故障而停止运转过,连各个宿舍的空调送风也格外凉爽。但是,当邓海被调往卡其纳75眼井项目后,故障又多了,宿舍空高调也出了毛病。人们便都想念邓海,清楚这位电器工程师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职工们爱把邓海比成冯大夫,说邓海和冯大夫到现场,人和设备都心里踏实。
由于在河滩沼泽地带施工,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热带病也不断袭击着施工的人。开工不久,李朋染上了斑疹伤寒,症状很严重,被迫返回卡杜纳基地治疗。总工程师张明辉亲自布置生产,主持了凯比工程前一个多月的工作。当李朋病未痊愈便返回凯比工地后,张明辉又被紧急召回卡杜纳,田潮指派他去筹备即将上马的卡其纳州75眼井程了。
那一段时间,最高潮时公司有四个工程在四个州同时实施,人手相当紧张,关键技术人员四处奔波出击。这正像启动了一部巨大的生产机器,使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每个中国人都发挥着最大能量,随着这部机器而超常地高速运转起来,欲罢不能。
凯比州法塔玛工程没有专职翻译,项目经理李朋兼总工程师除组织指挥生产外,还必须处理好与业主、监理公司以及地方警察局、移民局、税务局的一切外事关系。所有交涉都不是个语言问题,涉及内容错综复杂,焦点是既要维持好中方与尼方的关系,也要坚定地维护好中地公司的声誉和利益。任何一次谈判、任何一笔帐单、任何一项手续都容不得丝毫的马虎,否则全可能产生长期后果。148万多美元的工程款按时间顺延着,是铺在承包商面前的一条坎坷不平的路,要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可能有泥泞或陷阱。
记不清是施工中的哪一天去处理哪一次外事交涉了,李朋只记得那天开车跑300多里到州警察局办事再返回的路上,身体已经疲惫万分,睁着眼睛都能睡着,车子曾几次冲到路边才吓醒过来。这时候,他看见路边的一棵大芒果树的树荫底下,有几个黑人农夫正在悠然自得地睡着午觉。浓浓的树影挡住了烈日的照射,绿绿的青草像一片软软的地毯,几个农夫四仰八岔地睡得正酣。
真羡慕他们啊!李朋想,什么叫神仙般无忧无虑的日子?大概也就是这样嘛。
这诱惑是那样的强烈,多么的引人啊!
李朋再也忍不住了,走下汽车,来到那棵芒果树下,像那几个黑人农夫一样躺倒在绿草地上,舒展开四肢,也当回神仙吧。
四周很静,除了偶尔有车从公路上飞驶而过,就是不知名的虫儿的低吟。黑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像催眠曲,能使人昏昏欲睡地。李朋真想好好睡一觉,那怕睡到天黑。然而,他却睡不着,脑子里充满杂乱无章的头绪,怎么也驱散不开。就这么短暂地躺了一会儿,他又起来发动车子赶路了。
那树荫哟,多让人恋恋不舍。可是,它真的是很难属于我们。
邓海也有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卡其纳州工程上马后,他经常要奔走凯比和卡其纳两个州若干个工地之间,那儿都是紧急呼叫,哪儿都等着他这双灵巧的手。他感觉好累,累得连散文日记也没时间写了,最喜爱的小提琴都没时间摸一下了。好长时间以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舒舒服服睡一个大觉了。但是,作为电器工程师,却经常会被人从梦中叫醒,赶去工地排除故障。那一段,邓海在往国内发的家信中都写到“我感觉太累了。”
施工开始阶段关不顺利。
法塔玛项目要求钻探的井,井深都在20米左右,钻探技术对公司这种习惯打大口径深井的公司是没问题的。但是,井的数量大,施工速度要快,而且搬迁非常频繁,这就对所使用的钻探机械设备选型有较高要求。
为完成首期法塔玛项目,公司专门从国内购进了十台与浅钻配套的水封式真空泵。这种泵在国内普遍使用,质量是可靠的。但是在尼日利亚北方的高温高热气候下,水封式真空泵不来水,根本没法使用。凯比州2400项目开工之后,因为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一度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
1993年圣诞节前夕,工地所有机台上的泵全部失效,工程被迫停产。趁给黑人雇员放圣诞节假期的时间,工地一方面组织中方员工寻找技术改进办法,另一方面是紧急地电告卡杜纳基地,希望火速设法救援。
六个月工程期限是不可改变的,2400眼井的数量是必须完成的,任何违约都要承担巨额经济损失。情况严重,令人担忧。
卡杜纳方面,田潮经理闻讯,当即决定向丹麦直接定购四台先进的自吸泵。他要求丹麦厂商打破惯例直接采用空运快件邮箱方式寄到尼日利亚来,要求一周内到货,一切额外开支均由购方公司承担。
对这种非常规要求,丹麦表示OK。
在凯比工地,年轻机长黄伟、电器工程师邓海在职工们协助下,正以最快速度对国产真空泵进行技术改造。
在如此急迫的情况下,重新设计新泵具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工地现有条件快恢复生产。黄伟、邓海这批年轻人真算是绝顶的聪明,群策群力之下由他们想出了一个改善泵机工作条件地土办法——在车顶上新加装一个水箱,采用二级泵式水封法,暂时使真空泵恢复了运转。这样,钻机能开动了,进尺也有些加快,最好的机台一天能钻成3口井。
丹麦厂商很守信用,四台自吸泵一周之后空运到达尼日利亚,卡杜纳基地派专车送抵凯比工地。这批自吸泵应了急,装到钻机上后大大加快了进尺。可是,丹麦泵虽然设计和制造工艺都十分先进,仍然不适应尼日利亚的环境,特别是不适应法塔玛工程这类高频率转战的工程性质。自吸泵磨损很大,维护非常频繁,很难保证能与中国职工高强度劳动长时间的配合。
田潮到凯比州工地亲自检查了这批自吸泵的使用情况后,为了保证首期法塔玛工程顺利实施,再决定向美国定购五台更先进的自动化程度也更高的沙石泵。田潮说,占稳法塔玛这个市场,态度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凯比州非得打个漂亮仗。
在凯比州公司承包的法塔玛工程施工紧张的时候,公司和加拿大SDS争夺尼日利亚北方五州法塔玛工程承包之战还在进行着。包奇州、奇卡瓦州项目已由SDS夺走,卡诺州和索科托州项目竞争大战正酣。尤其是索科托州项目,公司已占有优势,一旦成功将形成公司与SDS平分秋色的大格局。在这种关键时刻,正由公司实施中的凯比州法塔玛工程究竟完成的一怎么样,对竞争下一项同类工程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凯比州项目组的中国人,个个明白自己辛勤劳动的份量。此时,在他们心目中,或许只有一句很传统的话,然而却是真挚的——为中国争光!
渡过开始阶段必然的困难后,凯比州项目组进入了施工成熟期,工程进展日新月异。1994年春,黄伟带领的机台创下了单机一日成井13口的出色成绩。
5
1994年4月1日凌晨,天色还未透亮的时候,卡其纳州75项目组厨师权启荣就起床了。每天他都要提前起床,为项目组的同事们准备早餐。他已经形成习惯,不需要上闹钟,因为闹钟会惊醒与他同宿舍的邓海。他知道电器工程师邓海太忙太累了,难得睡一个安生觉。
今天,令权启荣惊讶的是,邓海床上铺盖床上铺盖收拾的整整齐齐的,人已经不见了。
忽然,权启荣发现,自己给邓海灌好的水壶,还有准备好的几个煮鸡蛋都还放在桌子上没动。他想,邓海可能在摆弄车,便拿了水壶和鸡蛋追出去,可是邓海连同他的黑人驾驶员早已开车出发了。站在场上,权启荣愣了好一会儿。
昨天晚上权启荣已听邓海讲了,第二天要出差。他说凯比2400项目组一批空调和电器出了毛病,通过电台请他去维修,去凯比前还得先到卡杜纳习一点配件。卡其纳到卡杜纳小400公里,卡杜纳再到凯比600多公里,加一块儿有1000来公里路。他说了,得早点走。
权启荣和邓海相处特别愉快。他觉得邓工这个人没架子,非常随和,爱帮助人,对谁都是亲兄似的。权启荣是才从国内来的,对尼日利亚情况一点不熟悉,邓海便经常给他讲尼日利亚的知识。说尼日利亚地理上分三个地带,海洋地带、丘陵地带、半沙漠地带;说尼日利亚没冬天,4至6月最热时沙子里能蒸熟鸡蛋,6至9月是雨季就没法出门;说尼日利亚确实富饶又美丽,黑人只要勤快都有好收成……邓海讲了不少尼日利亚的风土人情,还特别嘱咐权启荣,不要随便到黑人家串门,特别是男黑人外出时他的家绝对不可以去,这是人家的风俗。邓海知识面很广,又有较好的文学素养,讲得生动精彩。权启荣刚到那一段时间,听邓海讲尼日利亚简直是一项大享受。
邓海爱足球,稍微有点空闲时间,便约上几个黑人到荒滩上踢球。他的身体也棒,带球飞跑的时候连黑人小伙子也赶不上,谁也猜不出这个中国人再过两个月就是40岁了。这些日子还总有些黑人来找邓海去踢球,可邓工实在太忙,几乎几个礼拜也没沾球了。
邓海确实闲不住,连他的黑司机都坦然过,说邓用车太狠了。可邓海心又太细了,那么个大忙人,还能抽出时间到厨房帮权启荣打工下手,让权启荣反倒过意不去。在宿舍,只要权启荣没事,邓海见了总说:“权大师,闲着干什么?来,练练字吧,我教你。”
也许有某种预兆,那天早晨,权启荣在场边举着水壶和鸡蛋,怔怔地站了许久,也想到了许多。直到同事们吃早餐时,权启荣还喃喃地说:“邓工怎么走那么早哇。”
4月1日晚8时,凯比2400项目组全体中国员工仍未吃晚饭。饭早做好,都凉了,大家还是说,等邓海来了一块开饭。然而。邓海却与各方面失去了联络。
电台通话时间过了,李朋没有关机。
卡杜纳基地总台没有关机。
卡其纳75项目电台也没有关机。
三处电台都开着,等候着邓海的消息。
晚9时,邓海仍未到达。李朋说:“大家先吃饭吧,给邓工留一份菜。”
晚11时,依旧没有任何音讯。人们都有些担忧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出差,深夜归来的事是常有的,谁也不愿往坏的方面想。
李朋仍守在电台前,决定派纪为民、顾钦一、黄德庆开车出去,朝着卡其纳方向接应一下邓海。
纪为民等三人开车从凯比出发,沿路不断询问各路卡上的军警,一直找到了中间与两州相邻的索科托州首府索科托市,并查了索科托各主要饭店、旅馆的住宿旅客名单,仍然不见邓海的踪影。该车当夜2时返回凯比。
凌晨时,天突降大雨,雷鸣闪电不断。
尽管凯比、卡杜纳、卡其纳三处电台都彻夜开通,但是雷电干挠太大,致使电台间的联系在后半夜中断了。
雨哗哗地下着,凯比2400项目组全体中国人都坐在电台旁守候着。不祥的感觉笼罩着每个人的心,但谁也不愿说出来。大家都期望快乐的邓海能突然出现,给人一个意外惊喜。
雨声中,卡杜纳基地在等候着,卡其纳75项目组在等候着。
1994年4月1日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可以说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所有中国人都渡过了最漫长的一夜。
黑人司机默里塔拉将噩耗带了卡杜纳。
默里塔拉是公司雇用的尼日利亚工人。4月1日下午,他开着大货车返回卡杜纳基地的路上,在索科托州古哨附近的一个岔路口,发现一部属于公司的轿车倒翻在路旁。默里塔拉停车查看,发现车内没有人,在旁看守车子的是个不相识的黑人。那人告诉默里塔拉,坐车的白人已被送到古哨医院,是警察指派他在这守车的。默里塔拉又开车赶到古哨医院,在医院停尸房里确认死亡者正是邓海。默里塔拉知道事态严重,连夜急驶往回赶,于4月2日凌晨回到了卡杜纳基地。
当时,由于几个工程项目正在同时紧张施工,留在卡杜纳基地的没有几个人。经理田潮刚刚出去到贝宁共和国洽谈业务,临时在基地负责的是会计程鼎铉。
卡其纳州75项目组的张明辉和丰年,因不放心失去联络的邓海,也在4月1日夜开车一路找寻着抵达了卡杜纳基地。
默里塔拉开车回到基地,还没把邓海出事的经过说完,只说到“在古哨医院尸房里我见到了邓海”时,丰年“哇”地一声便痛哭失声,一下子坐到地上,嚎啕着、悲喊着再也站不起来……
最让人担心的事终于被证实了。
张明辉、程鼎铉、韩磊、缪金海、肖亚云这几个在基地的中国人都纷纷悲痛落泪。
深深的悲痛来得这么突然,谁也不相信几天前见过或几小时前还见过的邓海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但谁又都不能不承认这是确已发生的残酷的现实。
人们互相劝说宽慰着,却谁也止不住泪水在脸上纵横流淌。
暴风雨已经过去,东方天际初显微明。
淅淅沥沥的雨点仍在悄悄地撒落着,像是苍天也为这个将生命永留尼日利亚的中国人表达着一份更广大的悲哀。
天亮时,电台通讯恢复了。卡杜纳基地用含泪的声音把邓海不幸的消息传向凯比、传向卡其纳、传向拉各斯……
电台回音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公司各项目组同事们的一片悲声。
电报发往贝宁,田潮经理当即中断了业务洽谈,立即乘飞机返回尼日利亚。
卡杜纳基地和卡其纳75项目组的人员张明辉、丰年、缪金海和公司聘用的黑人行政经理古德巴尔,于4月2日上午分乘两辆车前往索科托古哨地区。
凯比2400项目组方面邮李朋、纪为民和冯少杰大夫组成一个应急小组,也从凯比出发直奔索科托古哨而来。
从这一天开始,为邓海同志筹备后事的工作便认真紧张地展开了。
4月7日,田潮从贝宁回到尼日利亚。
4月8日,田潮在冯少杰大夫陪同下开车到索科托州古哨医院看望邓海。
刚进医院,田潮咬紧牙关,压抑着悲痛,在停尸房见到邓海遗体时,田潮悲痛的已不能自制,脸上的肌肉也颤抖着。他轻轻呼唤着邓海的名子,用手指替邓海梳理头发,并细致地整理了一下邓海的衣服,没忘记掸落邓海衣襟上的一丝灰尘。
田潮悲痛难忍,他再也唤不醒亲爱的同志。
冯少杰始终在悲伤中,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次了,望着田潮这么亲切地对待邓海,他禁不住泪流满面。冯少杰遗憾自己钻研医学这么多年,对邓海之死却无回天之术。
田潮怕古哨医院会临时停电,影响了邓海遗体冷藏保存,给古哨医院买了几大桶柴油,并亲自送到医院发电机房。他还额外给了医院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感谢院方的协助,并拜托他们妥善保护邓海遗体。
“邓海是我们在尼日利亚中国人的优秀代表,是为开拓尼日利亚市场而牺牲的亲密同志。”田潮对冯少杰说,也像是对自己说一样,“我们要遵照邓海家属的愿望把这次丧事办好,也要激励全体同志继承邓海遗愿,把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事业办得更好。否则,我们也愧对邓海。”
1994年4月22日,邓海同志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在尼日利亚索科托州古哨城郊的基督教墓地隆重举行。
这是一次悲壮的葬礼。
葬礼举行的前一天,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各方面人士田潮、李朋、刘国平、纪为民、张明辉、冯少杰、程鼎铉、肖亚云、黄伟、常书昌、黄德庆、吴洪勇、方庆昌等,便从分布在几个州的工地汇集到了索科托州古哨城。卡杜纳基地和各项目组工地留守人员也都带来了花圈和挽联,寄托了他们对邓海的怀念与哀思。
按邓海家属的愿望,邓海的葬礼是严格按基督教方式筹备和举办的。棺木以高贵的非洲红木作原料,式样以基督教教堂指定的样式为准。墓坑选择在古哨城特有的基督徒墓地里,墓和墓碑修筑也经过牧师的指导。葬礼聘请了当地教堂有名望的牧师,将按基督教规进行入葬时的各项祈祷。
田潮亲自检查了安葬邓海的一切准备工作。
22日早晨,全体中国同事便到达了邓海遗体停放的古哨医院。虽然邓海已去世半个多月了,但是沉痛的心情仍压抑着每个人的心,气氛肃穆而庄重。
医生冯少杰对同志们说:“为邓海穿衣服的事交给我吧,我是医生,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请大家放心。”
田潮一定要参加,要亲手帮邓海换装。
在停尸间里,邓海静静地躺着,表情安详温和,只是少了往日常见的笑容。望着他那熟悉的面庞,同志们又忍不住流了泪。
像对待最亲密的亲兄弟一样,他们为邓海擦拭过身体,替他从里到外换上了崭新的背心、衬裤、衬衣、毛衣和全套西装,换过了袜子和皮鞋,还细致地系好了领带,并且替邓海重新理了一次发后戴上了帽子。
冯少杰拿出韩磊特意献出的自己用的一盒高级化妆品,一点一点地为邓海整容化妆,让邓海恢复平日满是青春朝气的神态。
一块雪白的布,由田潮缓缓地铺在棺木的底层,他用手一点点展平白布上的折皱,让邓海有个更舒服的长久休息的地方。
一切整理好了之后,田潮、李朋、冯少杰、黄德庆四个人慢慢地抬起了邓海,把他又缓缓地安置在棺木中。随后,田潮亲手将邓海生前喜爱的物品:一架小提琴、一盒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录音带、一盘记载他家庭生活场景的录相带和一套生活用品,一一安放在邓海的身旁,再给邓海身体复盖上一层白布。
同志们围绕在邓海棺木前默哀,向邓海遗体告别,向牺牲在生产战线上的战友致敬。
哭声和抽泣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无论如何邓海再不能复生,和兄弟邓海永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每人都伸出一只手,为邓海盖了棺。
起灵!
为邓海抬棺的,是他的六位战友、六位兄弟:田潮、张明辉、刘国平、黄德庆、方庆昌、吴洪勇。
棺木被轻轻放置到了墓穴中。
追悼会和葬礼在基督教墓地开始。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经商处、中地公司总部、中地尼日利亚项目组和中国驻尼日利亚有关公司和企业都送了花圈。
天空格外晴朗,松柏格外苍翠。
在非洲火热太阳的照耀下,参加葬礼的中国人、尼日利亚人和欧洲监理们肃立着,倾听对一个牺牲在尼日利亚土地上的中国工程师的庄重悼词。
追悼会由张明辉主持。
田潮致中文悼词,李朋致英文悼词。
在两次悼词宣读中,田潮、李朋几乎每句话都是含着眼泪读出来的,又带着泪水咽进心里。
追悼会场上许多人悲痛欲绝,哭声不断。
中英文悼词内容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沉痛悼念为祖国、为人民和为中国海外承包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我们的亲密同事邓海同志!并向邓海同志的亲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邓海同志1992年12月受聘于中国地质工程公司尼日利亚项目组担任电器维修等工作,1994年4月1日在由 Kaduna去Kebbi(2400项目)工作的途中因车祸致头颅、颈椎严重损伤,不幸逝世,享年四十岁。
邓海同志1954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学文化程度,电器维修工程师。参加工作二十余年来,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对事业的炽热追求,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兢兢业业,工作中充分体现出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尤其是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做出了很大成绩和积极贡献。
邓海同志心胸坦荡,对待同志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关心同志疾苦,不辞工作辛劳,热心帮助其它同志,为同志们解决了许多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为丰富同志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工作成绩和动人的事迹数不胜举,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爱戴。
邓海同志的一生是充实、拼搏、奋进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们项目组和中地公司以及家庭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事、好朋友而感到婉惜和无比悲痛!邓海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将铭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要学习邓海同志的优良品德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不断求实探索,开拓进取,努力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以慰邓海同志在天之灵。
邓海同志安息吧!
诚望邓海同志亲属节哀珍重!
悼词朴实、沉重而又充满了感情。
致悼词后,由基督教牧师祈祷,祝愿邓海亡灵早日升入天国。牧师也受到了中国人的感染,祈祷的声调饱含感情,眼角闪烁着点点泪花,再度把参加葬礼的人们带入了怀念邓海的沉痛中。
大家深深三鞠躬,向邓海致礼。
大家轻步绕灵三周,向邓海告别。
田潮铲起第一锹土,不忍地撒下墓穴,接着每个人都为邓海墓添了土。
邓海墓碑上写着苍劲的中国字:邓海同志之墓。
邓海永远留在了尼日利亚,带着他未竟的事业;带着他对亲人的思念;带着他永远40岁的生命。
邓海是个普通的中国人,然而正是像他一样无数普通中国人以诚实的血汗,铸造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开拓海外市场的丰功伟业。他为中国海外承包事业所做出的平凡奉献,当是永垂史册的。
邓海的葬礼结束后,各项目组来的人员当天就返回了各自的工地。
凯比2400项目组归途中遭遇了沙暴。
离开古哨墓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钟,天空仍是万里无云。李朋和2400项目组乘坐的车驶离索科托州境不久,再回头看去时,背后已是一片天昏地暗。不一会儿,狂风席卷着黄沙便铺天盖地的追上来,刹那间使汽车周围变成夜一般昏暗,目视距离达不到三、五米。这是撒哈拉大沙漠边缘地区少见的大沙暴。
汽车被迫停下来,等沙暴势头退去。
放眼望去,车四周尽是风卷黄沙,遮云蔽日,车内一时伸手不见五指了。
或许因为刚刚参加过邓海的葬礼,有人悄声说:“天变得这么快,是不是邓工有什么没了的事?”
李朋想起了身上带着的英文悼词。
并不迷信的李朋也觉得有遗憾,因为邓海没能听到同事们发自肺腑的悼词。这时候,在大家支持下,他掏出致邓海的悼词点火烧了,将碎纸灰抛撤到车窗外的风暴中。
说来奇怪,或是偶然,风暴渐渐减弱了,天光慢慢在复明。
2400项目组的车急驶起来,冲出了沙暴。
在离凯比不远的地方,李朋他们再停车回望,背后依旧翻滚着的沙暴已经变成一道**的大墙,从天到地、无边无涯、沙浪漫漫,但与他们保持着几公里的距离。
李朋多期望邓海能出现在那墙头上啊!
他说,他准备好了,如果邓海能出现,他要大声地喊:“邓工哟,上帝召你去管理撒哈拉大沙漠了,是不是太寂寞?不要寂寞,邓工,你不孤独,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完成的工程将永远和你在一起!”
当然,奇迹并没有出现。
同志们对邓海的怀念是绵绵不绝的。
一年后,1995年4月,李朋和几位凯比2400项目组的老同事来到索科托古哨墓地,为邓海扫墓时,龚作民等和邓海共事多时的战友仍哭倒在墓碑前,扶都扶不起来……
他们要告慰邓海,你最后所参加的两项工程,凯比州 2400项目和卡其纳75项目,不但按期优质完成,而且都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祖国创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李朋曾问:‘邓工,你放心了吧?”。
邓海默默无言。
正如著名地质诗人常江在《拟勘探者墓志铭》一诗中所写的诗句:
我不愿和荒凉在一起
于是,我永远和荒凉在一起
荒凉不愿和我在一起
于是,荒凉永远和我在一起
这,应当可以看成是邓海的墓志铭,也是邓海的回答。
在异国荒凉中,他永久凝望长安一片月。
第四章
甘作一生搏

让世上浮华,在火中抛却;
让私心邪欲,在火中焚灭;
让今天与明天的时差,在火中短缩;
让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在火中谐和。
——引自常江的《簿火歌》

1
    听起来像是浪漫绝顶的故事。整装出国,飞渡重洋,自然阅不尽异域千种风情,看不完彼岸万般风光。潇潇洒洒地走一趟国外,体体面面地挣一笔美金。谁不是求之不得?
在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的想象中,对外承包劳务出国人员的经历大抵如此。
然而,到过非洲、到过尼日利亚项目组的人就会说,错了,没那么多浪漫,却有着更实在的东西。
每一位中国员工到尼日利亚来之前,难免都怀着不同的期望和憧憬,希望渡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国外生活。只有在他们融入尼日利亚项目组这个总在高速运转着的企业集体之后,经过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磨练,对国有企业职工出国工作这个曾是抽象的概念,才能得到认识上的升华。
如果你能站在非洲的土地上,再回望遥远的东方,那种复杂感受是难以描述的。
在这种时代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度来谋生就业,但是谁也永远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血脉和生命的源头。在遥远东方那片养育过你的故土上,你也许曾经贫穷、曾经曲折、曾经痛苦、曾经灾难,那你也改变不了你与生固有的黄皮肤,改变不了你的胞衣地。当你身居另一块大陆再听到黑皮肤人们向你述说对长城和黄河的向往的时候,当你在用另一种文字编排的报纸上读到关于故乡消息的时候,当你在鳞次栉比风格迥然的异国城市楼群中蓦然回首,望见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的时候……你不能不感到你的心灵之血源于何处,而你身居海外又代表了什么。
田潮在1993年接受对尼日利亚项目组实行国有资产经营承包任务后,感受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有能力、有志气、有勇气来对待”,另一句是“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他说,没这两点认识,就别干。
两年的承包期,无论怎样放权,也是太短太短了。海外承包工程的经营,从调研市场到总体把握市场,从掌握工程发包信息到竞标、投标、夺标,从筹备项目上马到施工、竣工、回收工程款,每一步骤、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复杂的脑力与体力劳动,都需要十分周密的运筹策划与实施。若承担合同额较大的工程,运转周期也不止两年。两年的确太短。
毕竟走出了管理机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田潮拼死拼活也要拿出实效来。否则,这个37岁的共产党员愧对组织的信任,愧对父老乡亲。
实行资产经营承包经济责任制后,田潮采取了几项重要步骤和措施:
一是对尼日利亚市场进行了充分调研,从而形成了对尼日利亚市场前景的清醒判断。
总体上说,公司不是在尼日利亚市场最活跃期进入的,持续开拓有较大难度。但是,尼日利亚是非洲经济大国,占领尼日利亚市场对占领整个非洲市场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尼日利亚经济是个长期缓慢发展的经济体系,大衰退不可能,高速发展也不太可能,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向前发展的。市场容量和余地都比较大,公司要树立在尼日利亚长期经营的战略思想,要作大发展的准备。
二是彻底解决了中方职工在尼日利亚的移民配额,使中方人员在尼长期居住合法化;注册了尼日利亚子公司,出资购置了卡杜纳基地的房地产所有权,增加了大批车辆与设备,使公司在尼日利亚长期经营有了合法地位和实力基础。
三是对中方人员和尼日利亚雇员的管理办法实行了改革,在待遇、福利、权力、义务各方面规范化,从而保持了一支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职工队伍。
对中方人员的待遇标准逐步提高,利益分配机制向施工第一线倾斜;坚持合理的探亲制度,解决长期出国人员夫妻两地分居之苦,并尽可能使管理、技术骨干配偶随同出国;不断改善职工的生活、生产条件,将其视为激励与保证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尼日利亚雇员的福利待遇,严格遵守或参照驻在国法律与规定,并形成制度公布执行。按职责区分,给予高级雇员、行政经理、工程师、会计师、职员、班组长、工人、杂工、力工以不同待遇。加强管理,执行纪律,对违纪者坚决处分。
四是以尼日利亚为经营基地,坚持多层次、多领域、多国别的多元化经营方针,不断蓄集经验和实力,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公司目标迈进。
两年承包期,以×××万美元的国有资产作为经营资本,要在开拓与效益两个方面实现迈一大步的成绩,压力是巨大的。
田潮说:“非洲市场很广阔,但跨国经营首先要有坚实的立足点。七十年代的时候,台湾公司曾经在尼日利亚打井、承包工程,原台湾的那个‘行政院院长’孙运旋就曾担任过尼日利亚电站建筑的项目经理,一度非常红火。但是,后来台湾承包公司撤走了。日本公司、韩国公司原来也都在尼日利亚经营过,形成过局面,后来也相继撤走了。这里,有个我们必须研究的题目——台湾公司、日本公司、韩国公司在尼是怎样开拓的?他们又为什么撤走?走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人家是如何经营的?”
这真是个发人深省的题目。
为此,田潮有着自己的结论:“我认为,许多跨国公司在初起阶段,有个实力、人才和资本的积累过程。一些外国公司在尼日利亚经营,正是这种积累的阶段,发展起来了,或者转移一个新的地区,或者将人才和资金转向一个新的领域。别人撤走了,不代表我们不能在尼日利亚发展,或许这更是个占领市场、发展自己的机遇呢!”
两年经营承包期虽短,田潮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相信,机遇不只属于在尼日利亚起家的台湾公司、日本公司和韩国公司,也不只属于目前在尼日利亚有雄厚实力的加拿大人的SDS公司,也必将属于中国公司。
他说:“从1993年到1994年,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广泛地投标,加大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市场占有率!”
1994年春,在凯比州2400项目仍在紧张施工的时候,随着尼日利亚项目组投标、竞标的连续取胜,一批工程项目接连着开工上马,使公司在尼日利亚运作达到最高频率。
2月,卡其纳州75眼井工程开工。由张明辉、丰年为项目负责人,沈燕、常书昌、邓海、权启荣、吴洪勇等纷纷出战。
3月,拉各斯8眼深井工程开工。这项工程由世界银行投资,业主是拉各斯州供水公司,由德国咨询公司负责监理。合同规定承包商不止要打成供水量符合要求的优质深井,而且要承担装泵、管线安装等地面工程。技术要求较高,施工难度较大,成败结果对公司在尼日利亚南方沿海发达地区的声誉有着重要影响。
这项工程由拉各斯分公司总工程师唐兰远出任项目经理,调集了顾钦一、杨大勇、张勇三位得力机长,并增派物探工程师袁远参加测井工作。
5月,奥贡州供水系统工程上马。
当时,凯比2400、卡其纳75和拉各斯8眼井项目均已展开施工,各地都舍不得抽调人员和设备。奥贡州供水系统工程合同期限紧,并属于在基岩、沉积岩覆盖较厚的地区进行水源钻探,必须使用经验丰富的机长和先进的钻探设备。田潮强调企业的整体性,要求各项目工地协调一致,全力支援奥贡项目准时开工。
由拉各斯分公司调出经理全文英出任奥贡项目负责人,由卡其纳75项目抽出懂英语的优秀机长顾钦一全面负责钻探工作,并指派物探工程师丰年、袁远在需要时飞赴奥贡州参加定井位和测井工作。使用设备车辆除两台太脱拉大型钻机由卡杜纳基地调出外,其余车辆及黑人雇员亦从各地抽调配齐。
8月,夸拉州300眼井工程上马。
这是一项合同额为295多万美元的大工程,施工内容包括部分大口径机井和大量手压井的钻探与成井,仍是世界银行投资的项目。
特别引起田潮重视的是,夸拉州工程项目由尼日利亚本国咨询公司负责监理。在施工中与尼方监理配合,历来是比较困难的,因尼方监理经常提出某些额外的要求,要使双方关系处得融洽必须具备灵活的外交手腕。
刚刚由国内赴尼到任的尼日利亚项目组(现改为经理部)副经理索书和出任了夸拉工程经理,唐兰远任工程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老机长顾钦一任副总工程师,开始阶段李朋也到该工程负责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一批施工技术较好、管理能力较强的中方人员,杨大勇、吴洪勇、常书昌、戴韶生、李盛源、权启荣、周军、刘梦禹被调集到夸拉州,以完成这项重要工程。
尼日利亚本国货币奈拉在1994年急剧贬值,造成了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的局面。夸拉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大量配件,配件能不能及时充分给予保障,涉及公司的商业信誉。为此尼日利亚项目组从国内紧急采购了大批配件,并以空运急件及海运方式运抵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社会虽不乏腐败现象,但有些地方官员仍是认真的。奥贡州供水系统正在谈判时,业主方面的一位官员就曾偷偷地跑到卡杜纳基地对公司进行调查,当他亲眼看到基地大院内大型钻机车成排、各种车辆一大片、集装箱摆满院子的景象,回奥贡州就主动向监理公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