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英文缩写AIIB)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创始成员国及优待
2015年4月15日,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就外界普遍关心的亚投行筹建问题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4月15日,3月31日前(包括当日)提交加入申请的国家均已经过多边征求意见的程序,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这些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埃及、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史耀斌说,亚投行是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银行,虽然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各方在今后的章程谈判和磋商中,将就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规则等作出安排。
创始成员国一般意义上讲就是发起人,是组织的核心,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出钱多,占股多。其他国家以后能否加入,由创始成员国同意。此外,意向创始成员国还有可能拥有一个永久的执行董事位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表示,一方面,创始成员国有权制定章程,普通成员国只能遵守已有规则。另一方面,持股比例和投票权挂钩,决策权上有差别。创始成员国持股比例会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无限制,普通成员国在持股比例上有限制。再者,董事席位只在创始成员国中产生,普通成员国没有董事席位。
此外,创始国有设立“保留条款”的权力,非创始成员国没有。也就是说,国家在签署某个国际条约时,如果对某个条款有意见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那么这个条款就可以不适用在这个国家,而其他没提出保留的国家就得适用这一条款。
运行机制
运行后的亚投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业务定位为准商业性,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今后亚投行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没有软贷款,没有优惠贷款,我们一定要选那个能够给我们创造盈利的项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是以商业性原则运行的,投资的项目必须有一定的回报,这样对借款国家,对亚投行本身都是有好处的。
投资方向
作为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关于亚投行的投资区域范围,金立群在2014年11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给出了明确的划分,即包括亚洲和大洋洲,但不包括非洲。金立群指出,亚投行的资源有限,会优先投资亚洲,尤其是亚洲低收入的国家。
中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杨少林称,亚投行的投资会以“先域内后域外”的顺序推进,预计2015年底,亚投行会正式开始营业。
与亚行、世行的区别
简单说,亚投行就是一个由中国主导成立的,负责亚洲区域基础建设的开发银行,给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放贷。一些国家担心亚投行会引起涟漪效应,认为它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功能重复,并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甚至在治理能力、环境标准、公平竞争、贷款规则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表示担忧。这完全是一种惯性思维。中国一直是世界秩序的积极维护者,一直注重发挥现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作用。亚投行体现了中国更大的责任担当和开放思维。
那么亚投行和亚行、世行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英文缩写ADB,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亚行的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实现“没有贫困的亚太地区”这一终极目标。亚行主要通过开展政策对话、提供贷款、担保、技术援助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员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从功能定位上,亚投行与亚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最大的差别是在股东上。亚行是由日本和美国主导成立的,他们是最大的股东,而在其成立20年后,中国才得以加入。直至今日,亚行的直接控制者仍然是日本人。亚行历任九任行长全部由日本人出任,这一现象被不少人批评,甚至有人说亚行行长一职成为了日本人“世袭制”。
世界银行,实际控制人也一直是美国人。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初期是为了恢复二战后西欧国家经济,后期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援助。它向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同时向受贷国提出一定的要求,比如减少贪污或建立民主等,最终目标是减轻贫困。世界银行法定资本100亿美元,全部资本为10万股,每股10万美元。每一会员国拥有250票基本投票权,认购10万美元的股本增加一票。美国认购的股份最多,占总投票数的17.3%。因此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是美国,紧随其后是日本。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般由美国总统提名,一般都是美国人。
尽管中国也是这两家银行的成员国,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话语权。亚投行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将掌握话语权,打破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也是亚投行在筹备时,美、日两国就表示强烈反对的原因。美国阻止其盟友加入亚投行,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会借这家银行壮大在亚洲的权力,对区域平衡将带来影响。
其实,美国根本没必要太介意中国在亚投行内“一家独大”。若单纯从目前各成员国GDP的比重来计算,中国的持股比例将占到67.1%,其次为印度,占股比例为13.3%。如果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入,中国的持股比例将立即下降到24.5%。
创立意义
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意在探索新的融资机制,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单纯利用现有的多边国际组织和私人部门投资难以解决。亚投行设立后,将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密切合作,有效动员私营部门的资金,合理分担风险、共享利益,促进亚洲资本利用优化和经济建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接受中央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亚投行的建立有助于拉动各国需求、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各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增强,中国牵头建设的亚投行符合各国的中长期发展利益,可以说生逢其时。
亚投行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资中潜力巨大,增长带动力强。
一、是互补不是替代
亚洲已经有了亚洲发展银行,为什么中国要给亚洲建立一个“新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工作20年、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金融特使、智库布鲁金斯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大卫·道勒(David Dollar)对媒体表示:AIIB给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额外的融资资金,这是亚洲急需的“受欢迎的计划”。有分析称,亚投行这一“后起之秀”将削弱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现有多边金融开发机构的作用,但道勒认为,这家银行的建立给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带来了新的竞争,他强调,这种竞争是健康的。
道勒分析称,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巨额资金,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资金约为1600亿美元,世界银行也仅有2230亿美元。这两家银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再者,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支持环境保护和男女平等等事宜,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全部拨款的40%-50%。就算亚投行明年开始运作,先期也只能提供500亿美元资金,而每年亚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约有600多亿美元,所以,亚投行的建立相当于给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新增了一道防火墙。
道勒也承认,这些银行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
3月22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发言时表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非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非颠覆。作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不会靠投票权行事,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支持亚投行的建立。他说,“我们欢迎成立新的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需要1.5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私人部门能提供的1500亿美元。“我们已经与亚投行的领导层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邀请亚投行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最早一批的项目试点,我们希望亚投行能够很快开始利用全球基础设施基金这一全球基建平台。”金墉在G20峰会期间表示。
亚洲长期存在着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大部分私营机构无法承担,而且亚洲缺乏中介机构,进行跨区域的金融服务。而亚投行未来将成为这个中介,为亚洲的基础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并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发挥独特的作用。
“有人质疑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动机,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一天皇帝的英文老师建议皇帝佩戴一副眼镜,大臣们认为以皇帝的视力不需要佩戴眼镜,英文老师说,‘他需要的是视野。’”金立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自己目前在亚投行的职务是所有成员国选举产生的,他的责任是为所有的成员国服务,推动各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
杨少林称,亚投行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成有益补充,中方倡导的亚投行将动员更多私人资金参与,比如PPP、BOT等模式,鼓励私人机构参与,并将厘清公共与私人边际,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充分调查社会资金参与的积极性。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A.Didar SINGH表示,无论欧盟还是拉美,如果没有优惠融资,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是做不成的,这需要亚投行这样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跨区域的金融服务。印度全力支持亚投行,虽然此前有些人反对印度加入,但印度还是签署了备忘录。
渣打银行欧洲、中东、非洲及美洲执行董事V Shankar对亚投行充满信心,他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的需求,我们对全球最好,随着巴塞尔协议三等国际监管框架对银行业的管束日益严格,银行未来融资成本会更高,银行越来越没有意愿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者,亚投行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也表示,亚洲非常需要搞基础设施投资,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投行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二、剩余产能出路
关于筹建亚投行的意义,不少专家认为,它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经济发展,更加体现了一种大局思维,让新兴市场国家不再受制,也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再次拉升了一个档次,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加坡《海峡时报》近日评论称,如果亚投行生根发芽,有机会建立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让亚洲地区真正实现互联互通,这将使中国成为巨大的贸易和经济网络的枢纽。它还将拓展北京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影响力,甚至通过中亚直抵欧洲。据悉,铺设从昆明到新加坡的泛亚高速铁路。另一项计划是从乌鲁木齐建造一条中亚铁路线,一路抵达土耳其和德国。第三个计划是涉及在昆明和加尔各答之间建立公路连接。中国当前的经济又减缓趋势,如果这些计划能顺利实施,必然会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会大幅促进中国海外投资,不仅会重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还会解决外汇储备回报率低的困境。此前中国已经承诺,亚投行贷款无附加条件,其吸引力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和世行更大。
亚投行的成立和发展,不仅能实现国内剩余产能的消化,带动中国产业升级,也将推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发展和国际化接轨。
三、基建“出海”
众所周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在世界上也已经是首屈一指。亚投行的建立,会助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更快走向国际。
据麦肯锡研究员估算,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到2030年全球在道路、电力以及水力等方面的投资至少有57万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基础建设投资,势必产生大规模的原材料与工程建设需求。就中国而言,由于水泥、金属、塑料等产能巨大,又拥有高素质的建筑施工大军,施工单位实战经验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
比如,中国一直鼓励铁路相关企业“走出去”,并积极向周边国家展示中国的高铁技术。但鉴于有美日主导的亚开行的金融优势,日本一直是中国在亚洲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而现在随着亚投行的出现,情况或将发生新变化。
近年来,高铁市场不断发展且前景被普遍看好。全球高铁市场2013年时有1023亿美元的规模,到2014年即跃升至1120亿美元,预期这一市场在2019年将会达到1334亿美元。3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中泰已经签订高铁合作协议,中老铁路正在加紧推进,中国还将积极参与新马高铁的竞标。
四、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目前亚投行资本金仍然是以美元计价的,但是不排除在日后会引入地区性主要货币,或者类似特别提款权的措施。鉴于人民币已经是亚洲部分地区接受程度较高的货币,人民币有望在亚投行内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将更加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助于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也分析指出,非区域内欧洲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也有看好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欧洲已经将亚投行看作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战线”。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指出,加入亚投行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都希望借助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会增量,发展本国经济。
“‘一带一路’及中国未来对外投资无疑会较多使用人民币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加入亚投行也将促进各国金融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黄少明分析道。
亚投行将是一个深化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沿线的国家,也将会给其他地区和国家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金立群承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亚投行将永远是一个公开、透明、包容的国际机构。”